刘华初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杜威实用主义对中国五四时期的政治思潮、教育与社会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方面各种论著很多；但是，很少有人论及中国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对杜威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杜威哲学的启发与反作用，几乎无人论及。(1)美国有人对杜威与孔子民本主义的“对话”有研究，参见郝大维、安乐哲著，何刚强译：《先贤的民主——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Sor-hoon Tan, Confucian Democracy: A Deweyan Reconstruc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有人对杜威访华期间经历对其社会与政治思想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参见Wang Jessica Ching-Sze, John Dewey in China: to Teach and to Lear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7).然而，杜威的形而上学观在1919年至1925年(甚至更早于1922年)之间发生了一个虽然不易察觉、却相当重大的变化。在此之前，杜威一直坚持反对固定不变的实体、存在，批评对那种永恒存在的寻求。如果说他在1919年访华前完成的《哲学的改造》中还倡导以工具方法来改变哲学在现实生活与世界中的角色，从而改造哲学，那么，在其1922年底基本构思完成、1925年出版的《经验与自然》中，则表现出重建一种形而上学哲学基础的努力，试图为美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流派——实用主义奠基了；或者说，他已经不再像1919年时那样激烈地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倡导哲学改造，而是展现出对形而上学和哲学基础进行理论探寻的某种宽容。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立场的显著转变。一个重大转变当然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杜威的形而上学立场的转变是否与其在中国两年余的经历直接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