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一、 “启蒙主义”并不仅仅属于西方

目下的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建设任务乃是异常复杂的。一方面，中国早就被纳入到了现代经济的全球化生产链条之中，并因此至少部分接受了与这种经济安排息息相关的基于“市场”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又面临着复兴传统文化的艰巨任务，而这一任务又与“国族认同”、“国族自尊心营建”等重大话题密切相关。至于这两项任务之间的内在张力则在于：前者所蕴含的基于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个体主义，与后者所蕴含的基于儒家学说的社会等级意识，似乎是很难彼此和谐相处的。同时，目前的中国雇佣制度又缺乏同处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所具有的特殊企业制度安排(即一方面在企业之间凸显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又在企业内部通过带有“铁饭碗”色彩的“年功制”来维持儒家式的伦理)，故此，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启蒙主义理念与传统文化理念之间的观念冲撞，往往缺乏有效的分流机制予以纾解。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所建议的诸多可能的解决方案之一，便是从汉语哲学的本土资源中寻找到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并借由该资源的“本土性”来减缓其与儒家保守主义冲突的规模。而正如本文副标题所指明的那样，笔者所依赖的本土哲学资源，乃是东汉哲学家王充的思想。不过，在正式展开我对于王充思想的重构之前，我必须预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用“启蒙主义”这样的西方式标签来对某种中国哲学思想进行定位，是不是在根本上就已犯下“胡乱格义”的错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