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师渠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序 言

人所共知，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说，内含一个经典论断：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近代实现了由自在到自觉的转变；但是，此一转变的标志何在？费先生未加说明。笔者不久前在一篇文章中提出，1917年李大钊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第一次赋予了“中华民族”概念以现代的意义，是其鲜明的标志(1)郑师渠：《近代中华民族由自在转为自觉的鲜明标志——论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4 期。。本文拟将自己的思考再推进一步。

从概念史出发，探究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概念的生成，以为其自觉的标志，自有其合理性；但民族自觉是历史的概念，其内在自我发现与外在自我追求相统一，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深化的过程，故还需从概念生成后的历史实践中，去理解和把握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1919年底，隐青即指出，“民族自决”须以“民族自觉”为前提。“民族自觉”既体现为“一民族间同类意识之感通，而终之以历史的关系焉”：“盖外受强敌之压迫，内感生活之困难，乃生共同防卫共同生活等”(2)《民族精神》，《东方杂志》，第16卷，第12号，1919年12月15日，第12页。。这即是说，民族自觉最终呈现为共同反抗内外压迫的历史实践，才能真正达到“民族自决”的目的。耐人寻味的是，五四前后，“解放”一词十分流行，1920年1月，即离隐青发表上文仅半个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解放》一文，为之作出界定说：“解放就是压制底反面，也就是自由底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