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庆利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导 言：“父亲”的文化寓意功能

鲁迅先生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创作于1919年10月，是鲁迅为数不多的长篇杂文之一。迄今为止，学界对这篇经典文献的解读以家庭教育视角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顾明远先生的观点，他认为鲁迅这篇文章既是对封建伦常的深刻批判，又是一部完整的教育教科书，具有深刻的科学性、民主性，“现在读起来，感到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1)顾明远：《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解读》，顾明远：《鲁迅作品里的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9页。王学谦基于文化启蒙立场指出，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中建构了一个“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勇于担当和牺牲的“理想父亲”形象，并认为这一具有崇高感、悲壮性的“理想父亲”形象极具鲁迅个性色彩。鲁迅笔下那些顶天立地、奋发有为乃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男性英雄人物常常带有这种悲壮性和崇高感，“这是最具有鲁迅文学境界和意味的地方”(2)王学谦：《好父亲主义及其他——重读〈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艺争鸣》，2020年第4期。。王学谦抓住了鲁迅的思想文化特质，但他未充分意识到鲁迅重建“理想父亲”的文化启蒙意义，反而颇为简单地戏称之为“好父亲主义”主张，并与胡适当年提出的“好政府主义”主张相提并论。笔者认为若将鲁迅对“理想父亲”的建构置于中西文化传统比较中加以宏观考察，其国民性省察的启示意义会彰显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