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阎连科

我母亲有文化，相当有文化。即便我们总把文化的含义狭隘固定在了识字多少、读书多少的基准上，母亲认识的字数和识字的能力也还要用“惊人”一词去形容。

应该这样去描述我母亲：生活需要她认识多少字，她就能认下多少字。

一九七八年底，我当兵走掉了，到一九七九年初，我母亲就会写“周灵仙”这三个古老而又寄寓着人类民间厚望的字了。问她为什么要学写自己的名字，她说我从一九七九年一月开始从部队往家寄钱了，她去邮局取钱，必须要在汇款单上签自己的名字，邮局的工作人员就把她的名字写在一张白纸上，让她照着那字描着画在汇款单的签字栏目里，她描画了两次就会写自己的名字了。不仅能认、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且还能认（不知她会不会写）“嵩县”“田湖”还有四个儿女的名字。

母亲说，她每次去洛阳，从长途汽车站回老家嵩县田湖村时，都要问人去嵩县的长途汽车在哪儿。有一次，她问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那中年人没有回答她，而是瞅了她一眼，朝天上看看就走了。后来她知道，去嵩县的汽车就在她的身边，筛子大的“嵩县”两个红字正竖在她头顶上。于是母亲不再怨怪那中年人的不理不言，下决心要认识“嵩县”“田湖”和儿女、侄男甥女的名字了。

除此外，母亲还认识“男”“女”“洛阳”“河南”“中国”等。认识“男”和“女”，是为了离开家和村庄时，去厕所不要走进男厕所。至于她为什么要认识“洛阳”“河南”“中国”这些更为悠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