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可言 蒋国萍 吴天麒

（海军工程大学管理工程与装备经济系 武汉 430033）

1 引言

装备订购价格作为国防建设经费的重要表现形式，对引导装备市场资源合理配置，统筹协调国家、军队和承制单位间利益具有重要作用。美军通过实践探索形成的成本激励约束定价、技术激励约束定价、进度激励约束定价三种激励约束定价模式，对控制装备价格，调动承制单位积极性，提高装备科技水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由于传统固定利润率定价模式的弊端日益突出，我军也开始逐步试行装备激励约束议价模式，该模式沿用“成本项+利润项”的传统价格模式，但是把装备的科技含量、相关软件开发、质量进度等多种属性考虑到装备利润中，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行定价模式的不足。

目前国内关于装备激励约束议价模式的研究主要以激励约束议价模式的博弈分析为主。吴诗辉通过构建装备订购方与承制单位的博弈模型，分析不同激励约束目标对订购价格对影响，通过计算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解确定激励约束比例［2～3］。张涛参考美军采用的成本补偿定价模式，通过研究定价参数、承包商努力程度、承包效用与采购性价比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定量选择定价参数的激励模型［4］。刘海涛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构建了信息对称与信息不对称两种条件下的目标成本激励定价模型，通过算法优化，确定军用软件采办单位期望效用最大时的合同参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