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衍华

(孔子研究院，山东 曲阜 273100)

《孟子·滕文公下》记孟子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应该说，此段文字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在孟子看来，战国时代的“杨朱、墨翟之学盈天下”带给社会的影响极其恶劣，堪比此前大禹时代的洪水、周公时代的夷狄猛兽以及孔子时代的“乱臣贼子”。杨朱、墨翟之学最大的危害是扰乱社会人心和正常秩序，进而将社会带入思想混乱的局面。为消除杨朱、墨翟之学的危害，使社会舆论重新回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理想状态，孟子无比坚定地把批判杨朱、墨子之学作为他一生的事业，并将这种批判视为继大禹治水、周公治乱和孔子作《春秋》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件大事。那么，孟子何以将批判杨朱、墨翟之言看得如此重呢？这件事情是否真的能与大禹、周公以及孔子等“三圣”的事情相提并论呢？要准确地回答这一问题，就有必要将其置于战国社会的历史背景之中，从多角度对孟子“以承三圣”一语进行细致地梳理与阐释。

一、 孟子“以承三圣”的历史世界

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东汉时期的学者赵岐在注解此语时说：“天下之生，生民以来也。迭有乱治，非一世。”[1]447朱熹解释说：“生，谓生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