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大刚

(上海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34)

一、 引言

当前，绝大多数中国典籍翻译的研究者是外语专业出身，其语言能力使其成为这个领域的主力军，但这些学者大多缺乏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教育和文献学训练，其翻译及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难以展开。[1]16其研究大多还局限于“只考察分析原文和译文这两个原始文献，其文本分析结论和对文本产生过程的解读往往具有推测性”[2]151，缺乏历史的视野和文献目录学的意识。

针对这样的问题，我在《〈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导论〉简评》一文结尾呼吁我们要沿着《导论》①所开辟的研究路径，从微观文献目录和微观史的视角把《导论》的个案研究向纵深处推衍。《导论》所开创的中国典籍对外翻译研究路径，综而言之，是以全球史的宏观视野和西方汉学文献学的构建为基本框架，以比较文化理论为基本方法，深入考察译者和分析译本。以微观文献目录为门径，做典籍翻译微观史研究，也应遵循这样的路径。本文以理雅各为例，说明如何以微观史的视野和微观文献目录学为基本框架，做典籍翻译个案研究，包括文献编目、历史书写和文本分析三个方面。

二、 微观文献编目

《导论》提出的“西方汉学文献学”这一概念，对于书写中外文化交流史和中国典籍外译史有重大意义。但若从微观史的视角做翻译个案研究，尤其是考察单个译者翻译的源流，这样的宏大叙事就显得有些笼统，其文献不应局限于西方语言的书写，还应包含译者的中文藏书以及其他用中文写成的文献，也不应看它是否与中国有关，而是只要与译者有关的文献，都要尽可能作穷尽式搜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