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 荣

自先秦至今，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已绵延千年，但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却是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学术背景下逐渐酝酿、不断探索而产生的结果。自谢无量著《中国哲学史》以来，胡适、冯友兰、钟泰、范寿康、张岱年、劳思光、萧萐父、李锦全、郭齐勇等学者均著有“中国哲学史”专著，可谓各有所长，各具风采。柴文华先生认为，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是开山之作，蕴含了“以西释中”的诠释倾向，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确立了成熟的 “以西释中”的诠释框架，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则坚持较典型的“以中释中”的诠释框架，而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初步运用了“以马释中”的诠释框架[1]。仅就《中国哲学史》初创时期的这几部专著而言，谢无量的著作最早，在时间上确有“开山之功”，但他的著作却并未使“中国哲学史”在现代学术意义上得以真正建立。事实上，我们认为，真正起到“开山”作用的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柴文华先生认为，胡适之作属于成熟形态的“以西释中”，这意味着自胡适开始《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才真正进入正轨，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才真正开始得以建立。其实，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成功之处，不是其以“以西释中”的研究方式和主导精神，而是在于其对考据方法的运用。也就是说，作为促进“中国哲学史”现代建构的一种根基性方法，考据法是“以西释中”诠释框架得以施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当前学界对“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历程的研究，过于重视“以西释中”的诠释框架，或者从范式角度进行解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