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益祥

2020 年，新冠肺炎大流行构成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之一，包括阿甘本、南希、齐泽克和哈维等人在内的当代西方左派理论家对此高度关注甚至激烈争论，他们都试图能从这场“危机”中发现左派复兴的历史“契机”，然而目前来看这场当代左派思想展演显得观点散乱而乏力。实际上，我们不应该忘记20 世纪50 年代末到60年代初同样为了回应战后普遍爆发的社会危机而诞生的英国新左派理论，特别是应该进一步考察其与当时人文社科总体危机的内在关联。今日观之，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道路呈现出一种将时代性、民族性、跨学科性和介入性紧密结合的独特理论样貌。在这场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危机面前，重新发掘上述理论遗产对于理解和推进我党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历史危局：“第三道路”“无阶级感”与“文化革命”

战后经济持续恢复与发展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使得英国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丰裕社会”[1]，但是1956 年相继爆发的一系列冲突事件使得诸多社会问题在此历史节点暴露出来。回到20 世纪50 年代末期的英国特定社会转型情境中，我们主要可以从三大层面对其进行分析，即政治前途迷失、阶级状况迷乱、文化生态剧变。上述时代变局共同构成了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必须直面的现实挑战。

第一，新左派被迫在政治夹缝中找寻“第三道路”。1956 年2 月，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斯大林采取了一种近乎彻底的负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