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远清,杨颖颖

(1.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昆明铁路运输分院，云南 昆明 650228；2.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昆明铁路运输分院 昆明铁路运输检察院，云南 昆明 650228)

在2014年、2016年相继开展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从宽两项刑事诉讼改革试点工作之后，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国检察机关在2019年-2020年，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案件数分别为88.55%、89.3%，上诉率分别为3.5%、4.2%，抗诉率分别为0.30%、0.52%，(1)最高人民检察院《2019、2020年度全国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通报》。取得了较高的适用率与相对较低的上诉率、抗诉率，并且略有增幅。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被告人选择了认罪认罚，在逻辑上就存在被告人反悔而提出上诉的问题。

一、从现象到权利——一项充满矛盾、引发争议的救济权利

被告人对一审判决书认定的主要事实、罪名、认罪认罚表述和量刑表示异议而提出上诉，理由集中在：控辩协商机制不健全、不平等，被告人勉强甚至被迫同意量刑建议，自愿与合法性保障不足；(2)胡云腾主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280页。检察机关重办案轻监督，单纯追求适用率，对存在非法证据、程序违法的案件，没有严格证明标准；量刑建议缺少统一标准，精准度不够、说理性不足；量刑建议决定和变更程序不规范，同类案件之间差异明显，超出被告人心理预期；值班律师的法律帮助形式化，未能有效维护被告人权益；检察机关未向被告人、辩护律师释法说理、沟通交流，违规迁就被告人的不当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