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建军

(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宜州 546300)

提到中华民族，费孝通先生的总结多为人称引：“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是汉族，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一个融合、变动、混杂、充实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地区性的多元统一，中原民族的混杂融合，北方民族充实汉族，汉族充实其他民族，汉族南移，西部民族流动等变动不居的变化，最终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虽然费先生文中并未涉及华夏文化共同体，也未提及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文化的跨文化演变与生长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我们承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那么就一定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共同体。本文提出的华夏文化共同体指的是以汉文化为主导，以少数民族文化为支流，伴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生相长、相激相荡生成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产物。一方面，它有别于华夏文化早期(先秦)相对单一的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顺乎时代潮流的跨文化生长过程。研究立足于多民族的历史演变，以华夏文化的生成、发展为线索，通过对华夏文化在渐进过程中的跨文化考察，发见华夏文化在跨文化过程中的突出表现，以期阐明华夏最终成为文化共同体的内外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