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可君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

一

本雅明在1938年与索勒姆的通信中明确指出，“卡夫卡的作品是一个椭圆”，遥遥相隔的焦点一端是现代大都市人的体验或者是资本主义官僚机器，另一端则是犹太教神秘主义的体验或者说来自于犹太根性的传统延续。(1)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钧、杨劲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第383页。换句话说，卡夫卡的整个写作，因为其犹太人的出身，面对着一个困境：一方面，自己的日常工作以及现代性的生活就是一个整体的“囚笼”，官僚机器只不过是其最为直接的表征，但也是日常生活的直接经验；但另一方面，受到布伯与好友勃罗德的影响，犹太教的弥赛亚主义是唯一可能的救赎。它既是犹太人所传承的天命，同时犹太人塔木德的讲经方式也是一种民族命运的叙事；其中有着弥赛亚来临故事的独特讲法，尤其在20世纪布伯复兴了哈西德主义之后，有待于继承。

但对于卡夫卡，这样的两个世界是分裂的，不可能一致，也不可能相互影响，不可能综合。以本雅明继续明确的说法就是——“卡夫卡生活在一个需要补充的世界”(2)同上书，第385页。。这个增补来自于哪里呢？中国道家！这是卡夫卡需要的一面镜子，这也是本雅明最为明确指出的中介。

但就现实而言，就卡夫卡自己而言，如同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犹太人，比如卡夫卡自己的父亲，就陷入了一种分裂：一方面，他作为小资本家拼命赚钱，甚至卖的就是女性日常用品，犹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被夸张为非常善于赚钱，在资本交换中如鱼得水，这也是庸俗的反犹主义以及随后纳粹兴起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