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勇

论书体

《书谱》涉及对各种书体的认识，强调辨别各种书体，指出各种书体用途、特征、规律的区别，以及从各体书法不同的功用出发分析其不同的风格特征。如“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艺术需要各种养料，故“镕铸虫篆，陶均草隶”，要把各种不同风格的东西加以融会贯通，重视各体间的相互联系。“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从真、草二体的比较中引出其笔法、字形上的相通与相异之处。融诸体之长，触类旁通，是书家成功的重要因素，历代书家概莫能外。学书者若能融会篆之“婉通”、隶之“精密”、草之“流畅”、章之“简便”，自然能成大家。而且，孙过庭认为专精一体对书法学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毕竟每个人精力有限，只有以有限的精力聚焦于一种书体上，才有可能做到极致。所以，我们可以涉猎广泛，但需找准自己的专攻点，这需要一种理性精神。

各种书体在妍质方面有所不同，这是历史原因，不必厚古薄今。孙过庭对钟、张、二王的评价不以古今、质妍等观念为标准，而主张一种趋变适时的审美观。他认为草书自有其特性，“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回互虽殊，大体相涉”。关键在于把握好草书的特质，使其很好地再现“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审美效果，而不是纠缠于“古质”与“今妍”孰高孰低。

论风格与鉴赏

在书法风格方面，孙过庭注重书法风格的多样性。人与人的性情不同，进而有了不同的书法风格。“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径不遒，刚者又倔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淬于俗吏。”表面上是批评九种不同的不良风格，进一步分析则是因为人的审美取向不同，从而会追求不同的书法风格。孙过庭追求的是和谐的中庸之美。他主张骨气与遒丽两者兼得。当然，在两者之中，孙氏似更看重骨气。因为骨气偏多，无非“虽妍媚云阙，而体质存焉”，犹不失为书；反之，若遒丽居多，则便不成其为书法了。这种倾向不仅是由于孙氏继承了魏晋以来书论史上重视骨气的传统，也反映了盛唐时代追求清新、刚健之美的审美倾向。

对于书法作品而言，孙过庭一方面标举参差错落之美，要求点画变化；一方面追求终篇协调，表现出以中和为尚的审美趣味。因而，孙过庭对不同风格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他盛赞王羲之书法“会古通今”，即指出其博采众长、兼取各体的特点。孙过庭在论述具体书家时也反复提出要能“兼善”“兼通”各体，可见其欲综合各种书风而融会贯通的艺术思想。

关于书法批评及鉴赏，孙过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对当时的批评风气深感不满，指责了三种批评态度：有的人昧于所见而信于所闻，习惯于跟风批评，这种现象可谓“人云亦云”；有的人以自己的年纪与职位炫耀，随意訾议他人，这种人可谓“倚老卖老”；更多的人迷信古董，鄙薄现代，一见缃缥古书，则赞不绝口，这种弊病可谓“贵古贱今”。孙过庭对这些现象深加讥讽，进而提倡书法批评中的独立思考精神：“夫蔡邕不谬赏，孙阳不妄顾者，以其玄鉴精通，故不滞于耳目也。”他以为评书也要具有蔡邕识琴、伯乐相马那种见微知著、不为时尚所囿的精神。

孙过庭提倡书法批评要切于实用，不做浮泛空洞或玄虚莫测的议论。他批评一些论书著述：“或重述旧章，了不殊于既往；或苟兴新说，竞无益于将来；徒使繁者弥繁，阙者仍阙。”体现了他强调独立思考与有益实用的原则。虽然孙氏对前代书论的检讨未必公允，却体现了实事求是与不囿于前说的精神。他认为批评的目的在于从纷繁复杂的书法创作中总结规律，以期有助于现世与后代学书者。清王文治《论书绝句》中说：“细取孙公《书谱》读，方知渠是过来人。”孙氏理论之所以能超越六朝而成为书论史上的重要著作，与他本人对批评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其实，孙过庭对书家的要求不外乎“思”“学”二端。“思”，指书家通过自身各方面的修养而达到对艺术的彻悟。王羲之晚年“思虑通审，志气平和”就是这种境界的体现。同时，他极重视“学”的作用，即“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实为甘苦之言。

孙过庭在书法理论方面的成就巨大，凡是研究书法者，无不奉《书谱》为圭臬。在全文3700余字中涉及书法发展、学书师承、重视功力、广泛吸收、创作条件、学书途径、书写技巧等各个方面。唐代是一个各方面都繁盛的朝代，书法一方面强调技法的重要性，同时张扬其“表情”性质与“风骨”，从而构成唐代书法的整体面貌。孙过庭在《书谱》中倡导的技与道的“中和之美”和助人伦的教化作用，不仅使我们看到《书谱》墨迹所流溢的艺术之美，同时也体会到书法背后、文字内容在书学理论上的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