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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体系的新探索

2021-12-01胡芳王婧涵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年4期
关键词:国家

胡芳, 王婧涵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7)

习近平作出战略判断,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一段时期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国外部环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深刻调整,“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随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而加速演进。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全球进入加速变革期。在此背景下,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我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遇到的威胁和挑战将更加突出,各种显性和隐性的风险因素将明显增多,这为新时代防范化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重大风险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是国家外部安全的重要因素,是关涉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一个复杂系统,它是指“由不同国家间不同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与政策构成的国家力量关系。”[1]在中国共产党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局之年,亟须对构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治理体系进行新探索,为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供理论支撑。由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外交等诸多因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课题,笔者仅从建构的主要原则、话语的主题、有效途径、意识形态的主体4个方面做一个框架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变被动为主动:积极调整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关系出现在二战后,是冷战期间形成的基于国家之间政治意识形态差异、为确保各自的意识形态安全而出现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集团的阵营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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