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立法规制
2021-12-01李响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5期
关键词:消费者
李响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粮食生产造成了巨大冲击,全球食品价格连续9个月上涨,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同比上升26.5%,谷物、糖、植物油、乳制品和肉类等都创下近年来的最高值,一场由于粮食短缺引发的国际人道主义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反观我国,截至2020年底,粮食生产已经实现了“十七连丰”,产量始终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的水平。但事实上我国粮食消费量的增长远快于产量的提高,粮食生产和消费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生产,越要确保粮食安全,尤其要把粮食安全放在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不仅要保面积,更要增产量,强化科技支持,打好种业翻身仗,不断提高现代农业生产效率。为此,党中央专门提出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本研究正是抓住了“产业化应用”这一关键,着重探讨了如何以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立法完善为突破口,促进种业领域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由于转基因技术较为前沿,所以我国学界对于转基因食品标识相关法律问题的研究也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依赖于学者自身的学术视野与自发的研究兴趣,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模化、专业化、建制化的体系与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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