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洪权

(西南科技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四川 绵阳 621010)

关于史料的分类，傅斯年曾指出，“史料在一般意义上大致可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者省略或撰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撰写的，是间接的史料。”“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减”。[1]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作家书信的史料价值正在于其“直接的史料”性质，特别是那些影印的作家书信，尤其值得学界注意。

在这一问题上，笔者受两本书启发甚多。一本是谢泳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另一本是龚明德先生的《旧日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设专节从理论的角度讨论了“作家书信的使用”。谢泳先生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时代，书信还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形式，文人学者更不例外。这样的社会条件，使书信成为了解那个时代真实生活的主要文献类型。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强调对书信本身的关注。作为史料，凡从书信中来的，一般价值较高，因为书信是私人交往史料，易于保存真情实况。后人叙述历史，依据书信和日记一类，相对使用公开出版的研究性著述，更有可信度。”[2]龚明德先生《旧日笺》收录作者书信考释文章总计三十三篇，全为“考据文字”[3]。

受这两本书的启发，从2014年8月开始，笔者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挖掘、整理与研究中再分支出一个“小窗口”，即中国现代作家书信考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