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菁菁

45年前，新中国第一代杰出的领袖毛泽东逝世。十多年后，有关他读书的研究著述陆续面世。先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继之又有中国档案出版社的《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毛泽东与〈二十四史〉》等。张玉凤主编24卷本《毛泽东藏书》之后，陈晋和冯蕙又主编了《毛泽东读书集成》这部大型类书，共259卷，设十一编，收录了毛泽东生前阅读与欣赏的图书、文章、戏曲、书法1242种。可以说，此书是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规模最大、内容最全、反映毛泽东读书生活和读书方法的最权威类书。陈晋的代序《走进毛泽东的读书世界》一文中，这样说道：“在中外历史上，像毛泽东那样酷爱读书，并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非常罕见。”“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过哪些书？无法作完备统计和周详介绍。不过，可以从他的藏书中，从他的批注中，从他的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南海住处留存的藏书，种类繁多，规模宏大，约一万余种，近十万册，一些书中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画。毛泽东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

这些有关毛泽东读书的著述接踵出版，为世人理解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及心灵世界提供了无以替代的珍贵史料。事实上，30多年来，也的确出现了“研究毛泽东读书”的一个独特景观，这也为我们对这一奇特“景观”作一述评提供了前提条件。

“毛泽东读书研究”，不得不提及徐中远及其研究成果。先说徐中远其人，1966—1976年，他担任毛泽东的图书服务与管理工作;1976年9月9日之后，又负责毛泽东全部图书、报刊资料的整理、归档工作，至1987年底工作全部完成。这20余年的特殊经历，为他2005年退休后开始“研究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取得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再看徐中远“研究毛泽东读书”的“代表性”成果。徐中远研究毛泽东读书最早的论文是《读鲁迅著作》，此文最初被收入北京三聯书店1986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后来被收入《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一书时，又作了修订。十年后，他出版了研究毛泽东读书的首部专著《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华文版1997年1月）。就研究毛泽东阅读中国古典小说而言，这部徐中远所著与另一位“研究毛泽东读书”的董志新的“毛泽东读四大名著系列”之成果比较，在研究风格上略有不同。这不仅在于徐中远著增加了一部《聊斋志异》，而且在取材上也体现出了自己的优势。董志新作毛泽东读书四大名著的研究，首要的是广泛地搜集材料，还要对得到的史料作出真伪的考证。徐中远在这方面就方便得多，因为他亲历1966—1976年间毛泽东读《红楼梦》等名著的场面，所以叙述起来就亲切生动，让读者如临其景;即使新中国成立后到1966年期间，他没经历的史料，也可以很方便地引用毛泽东第一任图书服务与管理员逄先知的原始记录，直接从档案中取材，用不着花功夫再多方考证。当然，董志新的研究，由于下了相当的功夫，其成果则别具风采，另有一番滋味。徐中远退休后的第七年，从2012年开始，接连出版三部著作，即《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毛泽东是怎样读二十四史的》《毛泽东读书十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1月、8月，2013年9月）。此后经过五年的研读，2018年又接踵出版了两部著作，即《毛泽东读书十二讲》和《毛泽东晚年读书研究札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6月、8月）。两年之后，一口气再出版三部作品，即《毛泽东读书生活二十问》《像毛泽东那样读书》《毛泽东批注圈画二十四史解读》（分别为人民出版社2020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0年10月;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11月）。至此，“研究毛泽东读书”的第一座重镇初步形成。

徐中远研究毛泽东读书的这些成果，从性质上来看，大致分为两类。用电视传媒的语言讲，一类是属于“实况转播”“用事实说话”，如《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毛泽东读书十法》等书皆然，《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一书，全书43万字，除《前言》和《附录》（四篇）之外，正文的十六部分分别阐述了毛泽东晚年阅读“马列著作”、逻辑学、“古典小说”、《二十四史》、“自然科学类图书”，以及“报章杂志”、博览群帖与研究书法等方面的真实情况;《毛泽东读书十法》一书，近30万字，具体陈述了毛泽东“联系实际”“古为今用”“辩证分析”“对照、对比、研究”“三先、先后，多视角”等十大读书法，每种方法均附有读书实例。若从治学角度讲，这就叫作“先搜集、占有、考证相关史料”。另一类，则是“现场解说”“实事评论”，如《毛泽东晚年读书研究札记》《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二十问》等。《毛泽东晚年读书研究札记》一书，全书42万字，除《前言》《总论》《后记》之外，正文设13个专题、45个章节，分别论述了毛泽东读“马列著作”“读自然科学书籍”“读中国古诗词赋”“读鲁迅著作”“读逻辑学著作”“读《二十四史》”等13个读书类别的研究成果;《毛泽东晚年读书20问》一书，是在上述《札记》一书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研究，就毛泽东晚年所读之书提出20问，并作出20答，将毛泽东读书的目的，收到的效果，以及对后人的启迪，有理有据、让人信服地揭示出来。譬如第20问《为什么对〈二十四史〉24年手不释卷？》，回答中说：《二十四史》这部史籍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包含着许多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客观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是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鉴往知来、治国安邦、修身齐家、为人处世的镜鉴宝库。这样，就说明了自毛泽东1952年得到《二十四史》这部书后，直到1976年逝世都“手不释卷”的原因所在。

“研究毛泽东读书”的三大重镇之二，是“陈晋及其研究成果”。

陈晋，学者，早期着重研究毛泽东的文艺作品，调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之后，开始专门研究毛泽东思想。他认为，研究毛泽东思想，首先要读毛泽东著作。但同时还要阅读和研究毛泽东读过的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探索其心迹与成长过程，从而更好地感知与理解其思想的文化渊源。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之后，就与同事冯蕙共同主编了《毛泽东读书集成》这部大书。而陈晋本人的“毛泽东读书研究”之内容与水平，也因主编此书升华到更高、更深的层次。

陈晋研究毛泽东读书的第一部专著是《毛泽东和他喜欢的二十本书》，署名武思萦、樊静，1993年9月云南人民版。三年后他再出版上下册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版1996年7月）。2014年1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另一部专著《毛泽东阅读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一生孜孜以求的阅读生涯，及其尽享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书山风景与人生智慧。在上述三部书的基础上，经过三年精研，他完成了包括战略卷、哲学卷、文学卷、历史·附录卷在内的四巨册《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广西人民版2017年1月）。这部《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是在上述《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等书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收录范围大幅度增扩，精讲内容更为完整、严密与准确，是陈晋研究毛泽东读书的集大成者。而在这期间，他还穿插研究了毛泽东的文艺、文化思想，以及毛泽东其人，并分别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如《毛泽东的文艺生涯》（上下卷，人民文学版2014年1月）、《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东方出版社2014年7月版），以及《读毛泽东札记》（一、二集，三联书店版2009年9月、2020年6月）。这些研究，与其对毛读书的研究，彼此呼应，相得益彰，形成了“读毛”“研毛”的有机整体。

由陈晋的这些研究成果，不难看出他的“毛泽东读书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水平逐步深入。他最初的《毛泽东和他喜欢的二十本书》，研究内容只涉及毛泽东不同时期爱读的20部书;而到了《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一书，不仅页码由《二十本书》的317页增至1663页，而且内容也扩充，归纳为“早期”“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等七编，所收篇目增加到425个;再至《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一书，卷数由《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一书的上下卷增为《战略》《哲学》《文学》《历史·附录》四卷，研究内容也修订为“政治”“军事”“哲学”“文学”“历史”及“附录”诸编。每一个条目分为三个部分，即毛泽东所阅读的“原文”，“毛泽东的批注、评点和读书笔记”;编写者的“精讲”（包括毛泽东所读“原文”的基本情况、毛泽东阅读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批注内容的针对性、毛泽东批注或读书的基本观点）;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在现实中的反映。这样，就形成了他学术研究的一个完整过程链。以上几部书的出版时间，跨度為15年之久，体现了陈晋研究由浅入深、长期拼搏的科研轨迹。此外，陈晋的这几部研究成果，每一部都是既有“实况转播”，同时具备“现场评论”。只是各书的研究层次及达到的学术高度有所不同而已，这是他与徐中远研究风格略有的不同之处。此外，陈晋对毛泽东文艺领域的研究，也具有逐渐扩展、层层递进的特点，先“诗词”，后“文艺”，再“文化”，以至“读毛泽东（札记）”，最终升华成《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解读》（中国人民大学版2013年10月）。

“研究毛泽东读书”的三大重镇之三，是董志新及其两个研究系列的代表作。

董志新，出身军旅，曾任吉林白山出版社总编辑、编审;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他用了近30年的时间，研究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颇见功力。他的研究分为两个系列，一个是“毛泽东品读先秦诸子”系列，一个是“毛泽东赏阅古典小说”系列。

“毛泽东品读先秦诸子”系列的“代表作”有六部，即《毛泽东品论语》《毛泽东品孟子》《毛泽东品庄子》《毛泽东品老子》《毛泽东品孙子兵法》《毛泽东品韩非子及其他》（均为万卷出版公司2015年2月版）。

先秦诸子，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主体，而“百家争鸣”则是先秦诸子创立和传播各自学说的广阔平台。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等代表人物，及其《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商君书》《孙子兵法》等代表著作，所构成的先秦“子学”，开辟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也在其年深日久的历史传承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约定俗成的文化心理。就像哲人常说的那样：儒家拿得起，道家放得下，墨家挺得住，法家做得彻，兵家干得成。毛泽东一生中从先秦“子学”里不断吸取精神营养，而评论“百家争鸣”和先秦“子学”的内容，也是他口中和笔下的经常话题。在1951年，毛泽东曾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在1953年提出“百家争鸣”;1956年4月25日至28日，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则正式提出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我国文化和科学事业的一项基本方针;4日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但是，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并未真正得到实施。1957年“反右派”及其1958年的“补课”之后，在文化与科学领域，就只有“无”“资”两家，而并非“百家”了。董志新这六部有关毛泽东品读先秦“子学”的著述，每一部都包括《品读卷》与《引用卷》两大部分，将毛泽东阅读或讲话、文章中引用的内容，分别以时间为序编辑到两卷中。董志新的研究是很细微的。譬如，据该系列的总序中统计，毛泽东对《论语》的品评与引用，共有180次，其中肯定性的引用达160次，否定性的引用不到16次;毛泽东对孟子其人与《孟子》其书的品读及引用共108次，其中，肯定性的引用达105次，否定性的引用只有3次。毛泽东于1958年5月8日再次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提纲中称赞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是“辩证法”。

“毛泽东赏阅中国古典小说”系列的代表作品，有四部，即《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毛泽东读〈红楼梦〉》《毛泽东读〈水浒传〉》和《毛泽东读〈西游记〉》（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6月平装一版;2011年1月精装一版）。

董志新这个系列的“丛书后记”，取名为《我这样写毛泽东读“四大名著”》，实际上，他是在介绍自己的治学方法。择其要点为：一是以“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态度，长期、广泛地搜集、梳理，考证有关毛泽东阅读、批注、引用、评论四大名著的史料。二是将毛泽东阅读“四大名著”过程的时空系统，与“四大名著”文本故事发展的时空系统组合交叉，“四大名著”的情节延伸、故事发展、人物形象为经，毛泽东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的内容为纬。每部书稿的第一单元为毛泽东对该书文本的阅读及对作者的评论，第二单元是毛泽东对该书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借鉴，第三单元是毛泽东对该书词语典故的运用，第四单元为毛泽东对书中人物的漫议、鉴赏与引用。如果说书前的《自序》乃全景鸟瞰，各篇则是个案透视。如此的谋篇布局，就使全书的结构十分严密、均衡。三是作者以“解释学”的治学方法，对毛泽东的各个批注、评说和引用，力求讲清楚三个方面的问题：讲清毛泽东作评论的具体历史背景，事情的来龙去脉;小说的相关情节、人物、语词，力求明晰;揭示出毛泽东解读和运用小说内容的微妙之处，点评其智言睿语的丰富内涵，至此，毛泽东的读书经验也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地显现到读者面前。而这恰恰是“研究毛泽东读书”的宗旨所在。

这就是“研究毛泽东读书”三大重镇的史实及其特点。当然，“三大重镇”之外，毛泽东读书研究的风景，同样是绚丽多彩。

作者单位：济南职业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