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亚春

简·莫里斯（Jan Morris），早期叫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1926年出生于英国克利夫登，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是集记者、诗人、小说家、旅游文学作家于一身的文学家，被欧洲文学界誉为“20世纪最优秀的叙事作家”。

莫里斯曾在英国皇家骑兵团服役，并在意大利和巴勒斯坦担任英国情报官。曾担任英国《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此间的1953年，他和英国探险队共同前往珠穆朗玛峰，独家报道了英国探险隊首次成功攀登世界第一高峰，一举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知名记者。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开始专门从事漫游与写作。

莫里斯的著作超过三十部，除了有关英国的名作《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三部曲外，还有关于牛津、曼哈顿、悉尼、威尼斯、香港、西班牙和威尔士的游览记述，其中有一部《的里雅斯特：无名之地的意义》也有中文版问世。小说《哈弗的最后来信》（Last Letters from Hav）曾入围英国布克文学奖。2008年1月，莫里斯被《泰晤士报》评选为二战后英国最伟大的十五名作家之一。

独特的视角和人文情怀

作为游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77岁的简·莫里斯回顾自己半个世纪的记者与作家生涯，“采样”于半个世纪的经历，于2003年出版了《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这部书的中文译本，于2010年6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启真馆出版。全书洋洋50万字，计有88篇叙述性的报道或旅游散文。其中，讲述欧洲的，有31篇;讲述美洲的，有25篇;讲述亚洲的（含中东），有19篇;记叙非洲的，有6篇;记叙澳洲的，有7篇。这些游记，跟其他人的很大的不同在于，它们大多不是描写所游览的风景，而是对各地历史、风土人情，甚至是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刻画与描述，饱含了书写者独特的视角和人文情怀。

作家按时间顺序，将内容分为五个部分来真实地叙述。每个十年，都有一篇从作者视角对这十年基本特征以及自己经历的概括性描述。每个节点都是崭新的，无论时间的维度还是地理空间的维度，甚或是同一个地理空间在不同的时间去观照，比如她在不同时段三次描述过的曼哈顿，就是三个不同样子的曼哈顿。

从书中读者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末（甚至包括21世纪初的几年），作为媒体记者和游记作家的简·莫里斯有幸见证了很多历史性事件，她的足迹踏遍世界五大洲各个角落：从最繁荣、发达的西方，到最贫穷落后的非洲;从麻烦频起的中东，到二战后貌似一片平和的欧洲;从众人向往的旅游胜地，到名不见经传的北非村庄;从冷战一极的苏联，到冷战另一极的美国;从见证人类登顶珠穆朗玛峰，到亲历二战后对战犯的审判;从品尝西班牙的贵腐葡萄酒，到体验中国的神奇药膳和市井戏曲;莫里斯已经超越了旅游者的身份，而更似一位形貌低调的当地居民。她不写、少写名人政客;多写村镇平民的平凡生活，以及街头巷尾值得流连徘徊的小风景，寻常的城市，经她手中之笔的雕琢，往往就能散发出别样光芒。正如莫里斯在访谈时所说，她常无目的地闲逛，以及像狗一样咧嘴微笑着在城市里行走，正是这样的一种姿态使得她的游记散文洋溢着斑斓色彩、渗透着一种没有装饰的人生智慧。

《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就像一部宏大的回忆录，其中充满作者对于其时代的思索。在全书的结语中，莫里斯写下了她对这半个世纪和自己一生的总结：“随着年岁日长，我比以往更清晰地认识到那个终极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没有并且永远不会有答案。多少个世纪以来，最真诚最聪慧的头脑用各种胡言乱语瞎扯过这个问题，从圣彼得教堂的大弥撒到施咒的巫医。照我看来，只需要一条戒律帮助我们处理事务：与人为善。它灵活到足以体谅自由意志和人性的脆弱，但在核心处又坚如磐石。”

洞见、文学趣味与灵性并存

首先，《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这本书，某种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真切而具体的回顾，或场景“回放”。因此，说它是一次“补课”也不为过。其次，莫里斯的文字，不但是一个成熟文化下的文学表达，更是一个有文化自觉的文人的个性表达。最后，正是由于莫里斯作为有文化自觉的人的特质，使得她的书处处充满了洞见。比如，她在50年代《埃及》一篇中这样提出疑问：

“专制主义就这样将其自身应用于人文主义，要重建埃及，铁腕也许是必需的，此外还得再加上强制性的骄傲与忠诚的频繁灌输……但谁能预见，军政府这些盛气凌人的年轻人，连同他们的军队，能否维持这一进程？或者，那些苍蝇、泥巴房子和陈旧的铁罐，是否会比他们活得更长久？”

在《约旦》一篇中又说：

“革命是件令人敬畏的事儿，我们多半以宏大的抽象想到它。我们像天文学家一样宽泛地谈论如今已席卷阿拉巴世界的骚动（注意：那可不是指最近一年来中东、北非的‘阿拉巴之春），只是偶尔，在获得启示的急剧、短暂的瞬间，我们才仔细核对重大的政治企图与在那些公开宣言下面挣扎的小小的人类良知。”

在《新加坡》一篇中，她的一段话也很有意思：

“在新加坡，似乎没有人思考历史。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尽管是马来人最先拥有新加坡，英国人发展了它，日本人征服了它，但始终是中国人在真正经营它，为这座岛屿提供了大多数肌肉和大量的头脑。中国人并不习惯对新加坡的过往感兴趣，结果就造成新加坡本质上是为今日而活，不会纠缠于历史……”

这些五六十年前的叙述，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有见地的，甚至不失为一种真知灼见！

在《牛津1965》篇，莫里斯感觉到：

“这是一个仍然自行其是的大学，仍然半独立于世事变换。它试图在平等主义的时代选择一种贵族式的传统，尽管在同情的观察者看来，这通常是值得钦敬的——虽然有一丁点绝望——但对批评者而言，往往不过是傲慢自负……在这个城市中，似乎存在着一个分离的小世界，带有自身私有的时间表，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下述说法是真确的：一直被我们挑剔地检查的牛津，代表了一种几乎已经消逝的文化。尽管你可以努力将这座城市视作一个整体，但那些工厂和住宅小区仍然像是某个古老保留地上的入侵者。令牛津区别于其他城市，或区别于其他大学的一切最非凡之处，源自已然失落的英国秩序——本质上是一个贵族社会，坚定，宽容，充满业余爱好，足够自信到可以在一个僵硬的框架下拥抱一种无穷无尽的多样化。英国绅士主宰着牛津，不是以肉体形式（因为他几乎已经从舞台上消失），而是作为徘徊不去的此地的精神。”

在本书最后“结语”中，莫里斯表达了一种新的忧虑：

“这个世界的空气中有某种发热的东西，像是即将高烧一场。美国成为一个随心所欲的强权，这包含着某种有威胁和不健康的东西。另一方面，徘徊不去的对帝国主义的指责，技术的神话，种族之间的憎恶，平衡的变化，对进步的困惑，金钱与权力的腐蚀——在我看来，这一切正在抵达某种黑暗的高潮。”

此外，《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还是一部语言优美、充满文学趣味和灵性的书。作者的经历和身份是丰富的，作者的视角是奇特的，作者的表达更是有趣味的。

香港文人陶杰对该书有过一段评价：“说到英国人的游记，谁又写得过莫里斯？莫里斯笔下的欧洲，是百年英国旅游散文的极品……读莫里斯的游记，会惊讶于她心细如尘的观察，她的笔墨如最细腻的几根琴弦，会在读者那引起绕胸三月的杜比回响！”

《每日电讯》评论也说：“无论莫里斯游走何处，她都会带着一双敏锐、热情且不乏细致观察的眼睛，以及对探险的无穷尽的爱……跟随莫里斯的足迹，是探求世界的不二选择。”

作者系浙江大学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