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话剧《白鹿原》（北京人艺版）用三小时在舞台上凝缩了原著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化。本文试用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中“突转”“发现”和“苦难”三种类型的情节设置分析话剧《白鹿原》的叙事文本，一方面探析编剧在改编过程中所做的改动对于舞台故事成功呈现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能看到時空转变下经典理论不变的适用性。

关键词：《白鹿原》 突转 发现 苦难

北京人艺版的话剧《白鹿原》于2006年搬上舞台，改编自陈忠实先生的同名小说。话剧在改编过程中基本保留了原著诸多重要情节，它的成功除了优秀演员们的二次创作，更重要的是编剧对于故事脉络、故事核心把控的精准。在话剧舞台上，情节依旧是以白、鹿两家人的争斗为主线，历经了从清末、国共战争、抗日战争到之后的土地改革几个重要时期，这场历经岁月的博弈，是对于个人和时代的反思，反映出的是一个民族的苦难史。

话剧的叙事整体上可以运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于优秀悲剧情节的要求来解读。运用悲剧情节中的“突转”“发现”和“苦难”三种类型的情节设置来探析话剧《白鹿原》的叙事文本，将其中一些重要桥段剥离出来分析，可以看到时空转变下经典理论不变的适用性。

一、“突转”增强戏剧冲突

《诗学》的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将情节分为简单的和复杂的两种，他认为，“最完美的悲剧结构不应是简单的，而应是复杂的，而且应摹仿足以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的事件”a，复杂型即指包含“突转”和“发现”。

所谓“突转”是“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向”b，也就意味着在观众心理层面，情节不再向他们期待的方向前进了。话剧《白鹿原》中涉及的时间跨度长、情节繁杂，事实上整部剧一直处在各式各样的“突转”中，每次“突转”都是剧中人物命运的一次转折，在戏剧表达上也增强了戏剧冲突。其中在开场约40分钟左右的两场“突转”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娃是白嘉轩家鹿三长工的儿子，在他长大后的一次外出打工时邂逅了东家郭举人的小妾田小娥，并与之产生私情，郭举人将田小娥休掉之后，黑娃将其带回白鹿原，他们二人的感情不仅违背封建礼教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违背女子应该遵守的“三从四德”，所以他们回到白鹿原后既进不了象征封建权威的祠堂，也不被族人承认。就在观众顺着这条线索思考的时候，革命的春风吹到了白鹿原上，“突转”发生了，黑娃积极投身农协，从白家长工的儿子摇身变成了白鹿原农协总部的主任，他带人砸祠堂，公开批斗白鹿村的“乡约”鹿子霖和白鹿原总乡约田福贤，一直遭人唾弃的田小娥也变成了妇女主任，二人的感情披上新式“自由恋爱”的外衣。这场“突转”来势汹汹，完完全全打破了白鹿原上维系了千年的秩序，千百年来被动接受命运安排的人们开始尝试主动反抗命运，这个巨大的转折使剧情迎来了一次小高潮。

然而作者并没有满足于此，接着上一段剧情，在观众以为一切都天翻地覆之时，又一次“突转”立即出现。国民革命经历了一次失败，刚刚在台上被审判的鹿子霖、田福贤此刻官复原职，黑娃潜逃，农协委员全部被五花大绑，田小娥被执行了残酷的“墩刑”。这一次的“突转”将尚处在萌芽之中的新秩序扼杀，大环境使得小人物的人生、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而剧情中的矛盾冲突再次升级。

接连的两个“突转”后，旧秩序在表面上虽然回归到原点没有变化，但这两场斗争却给观众的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就像鹿兆鹏的台词“白鹿原上已经刮起了革命的‘风搅雪”，这两场斗争为后文的发展做足了铺垫。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突转”要求必须“符合可然或者必然的原则”，这里的“突转”不仅满足了要求，还使得后续情节的发展、后续人物对未来的选择也更加符合可然或者必然的原则。除此之外，这两个“突转”，也将剧中党派之间的矛盾、地主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妇女与封建体制的矛盾这几个话剧矛盾的支撑点都展现出来，将时代的选择、对命运无常的感慨渗透在情节中的这些“突转”里。

二、“发现”立体人物形象

除去“突转”之外，构成复杂型情节的另一要素是“发现”，“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使那些处于顺境或者逆境的人物发现自己和对方有亲属关系或仇敌关系”c。“发现”是剧中人对于周边人或事产生新的认知，“发现”的过程，标志着人物完成从不知到知的转变，生活轨迹往往会发生重大变动。“发现”能够充分体现人物在遭遇重大变动之后的心理变化，是其性格成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话剧《白鹿原》便是用一个巨大的发现来开场的，穷困潦倒的白嘉轩在走投无路时，突然在大雪地里发现一株鲜嫩的像小鹿的蓟草，随后关于神鹿的传说在他身上应验了，他也从首次亮相时穿着的破烂棉袄换成得体的长衫，置房置地，家业越来越大，娶的媳妇也不再死了，还给他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开场的“发现”是白嘉轩人生发生巨大转折的开始，在他获得成功之后，不管他的成功是否真正是奇草带来的，但成熟后的他更加相信祖先的庇佑，作为族长尽心尽力地守着白鹿村的祠堂，守着白鹿村的规矩，在他的带领下，白鹿村成为白鹿原上所谓的“最顽固的封建堡垒”。白嘉轩的人物形象是复杂的，他一辈子严于律己，但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来源于那场“发现”，“换地”是他一生中唯一做过的不光明磊落的事。这个事件对于白嘉轩的人物塑造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话剧《白鹿原》对这一“发现”桥段未做删减并且放大成为整部戏的缘起，使得这白嘉轩的人物塑造更加饱满。

这样的“发现”情节的设计本身也承载着打破人物单一性格形象的作用，黑娃“发现”自己的父亲是杀妻凶手，鹿兆海“发现”亲哥哥夺走了自己最爱的人等，大量“发现”桥段的运用就是在不断地丰富着所有人要不断面临的变化和苦难，使关中平原上的风土人情、历史风貌透露出时代的厚重和沧桑。

除此之外，最大的特点是运用时间的自然跳跃和歌队的歌唱来衔接和延展剧情，使“突转”和“发现”在故事的演绎过程中不断交替出现，对于主题的表达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苦难”折射时代环境

情节的第三个成分是苦难，“指毁灭性的或包含痛苦的行动”d。《白鹿原》所描绘是一个男权主义的社会，农耕文明下生殖崇拜的思想根深蒂固，女性作为时代的牺牲品，笼罩了更加浓厚的“苦难”色彩。田小娥和白灵无疑是剧中最为鲜明的两个女性角色，看似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实质上都充满反叛精神。

田小娥被嫁到七十多岁的郭举人家做小妾，沦为“泡枣”工具，身体和心灵遭受着巨大的侮辱和伤害，黑娃的出现从身体欲望开始点燃了她对自由的向往。在白鹿村的祠堂里，鹿子霖问“你两个人是谁先勾引谁的”，小娥抢先黑娃踏出一步说“是我”，她比任何人都敢于直面承认自己的感情。她把自己比作嫦娥，她和黑娃的家比作月，嫦娥奔月的神话运用，将田小娥对于自由和幸福的渴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她的思想勇敢超前，但注定和男权社会主流思潮相悖，这也是她“苦难”的一生的根源。白鹿原上另一位性格独特的女性白灵，出身和田小娥完全相反，她出生时就伴随着天空中传来的百灵鸟叫，她天真活泼，连向来沉默严肃的白嘉轩都对她冷不起脸来，她是新文化、新思想孕育出来的女性形象，身上充斥着反叛精神。面对父亲将她关在家里，她没有一点屈服，整夜高声歌唱着自己的理想，然后掘洞逃走，面对感情，她对兆海说：“不要做假夫妻，要做真夫妻的。”这样的白灵并没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两个女性的非正常死亡、她们的苦难结局都代表着当时社会环境对于女性尊严的践踏。

《白鹿原》原著小说的作者陈忠实先生说过：“我想要表现的就是一个民族精神剥离的过程。”编剧孟冰在《中国艺术报》的采访中谈到陈忠实所说的有关民族精神剥离的过程时这样解释：“作為个体生命，在精神上可以脱茧而出，但作为群体生命，却往往陷入一个宏大的轮回当中。”e时代给女性自由套上枷锁，这是女性的苦难，更是一个民族的苦难。她们身上背负着厚重的封建尘灰使之动弹不得。《白鹿原》的整个故事就是凝缩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苦难进程中，体现基于时代和命运裹挟下，被历史洪流所吞噬的渺小人类。

话剧《白鹿原》中呈现出一个完整统一的故事，编剧对于其从文学语言到戏剧语言的改编功不可没。这种对于原著想要更加完整、更加详尽地在舞台上呈现出来的想法，却也让没读过原著的观众在理解一些情节的时候难度更大，情节匆匆掠过，留给观众品味的过程就会变短。

话剧《白鹿原》将在艰难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呈现于舞台之上，展现出的是中华民族任何一个村庄最普通的生活图景，运用亚里士多德悲剧情节的三种设置来剥离解读，“突转”加剧了戏剧冲突，人物在“发现”中不断审视自己，而在这片土地上，整个民族的“苦难”可以让我们看到，在近现代历史演变下蕴藏的永恒的人文价值。

abcd〔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第43页，第43页，第44页。

e 郑荣健：《如何讲述民族精神剥离过程的复杂性》，《中国艺术报》2016年3月18日，第004版。

参考文献：

[1]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 诗学[M].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 陈忠实.陈忠实小说自选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

[3] 张文.《白鹿原》人物形象及其文化心理结构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4.

[4] 孟冰.十年《白鹿原》：戏剧与文学的对话——兼述2016年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引发的争论[J].当代戏剧，2016（2）.

[5] 郑荣健.如何讲述民族精神剥离过程的复杂性[N].中国艺术报，2016-03-18（004）.

作 者： 车佳容，山西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专业硕士研究生（已毕业），研究方向：电影美学。

编 辑： 杜碧媛 E-mail： 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