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歌”文化生态中神性人物的民间化过渡

2021-11-30袁宇宁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1年11期

摘要： 1934年写就的《边城》在沈从文创作生涯中堪称巅峰之作。小说中茶峒人身上所体现出的近乎臻美的理想人性为“真正美丽庄严”的神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也使得翠翠超越龙朱等早期部落传奇主人公，成为沈从文神性人物塑造的丰碑。野性、血气的神话书写和“阿波罗神”式的人物形象逐渐让位于自然滋养出的民间化神祇，实现了“牧歌”文化生态背景下神性塑造模式的成功突破。而在这一过渡背后，也渗透着作者对于自己充满伤痕的过去和湘西文化未来的关怀与思考。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神性民间化

1934年4月19日，沈从文带着新婚的幸福感与丧母的隐痛完成了《边城》的写作，他在题记中还写道：“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爱情、亲情、乡情，满溢的情感流露使得文字描绘出的人性更为清澈动人，呈现出茶峒“人与社会的善的一面”与“诗性人格和诗性自然”的牧歌抒情色彩。夏志清对此也颇为赞赏：“既有玲珑剔透牧歌式的文体，里面的山水人物，呼之欲出；这是沈从文最拿手的文体，而《边城》是最完美的代表作。”以充满浪漫与温情的桃源想象为背景，《边城》何以能够收到更多好评与青睐？其中缘由并不仅仅在于苗乡男女性情的纯良动人，更需要“人生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作为保证神“庄严而美丽”的条件，反之就会走向灭亡。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从《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系列传奇小说的创作到《边城》的完稿，神性注入由表层涂抹逐渐深入创作肌理，成为继“牧歌”笔法之后进一步理解沈氏作品的突破口。尽管《边城》民间化、口语化的表达使读者很难将主人公与神的权威性、高贵性相联系，但怀抱着“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的写作理想的沈从文最终塑造出自然哺育下长养于民间的神，褪去以《龙朱》为代表的早期部落传奇中主人公止于体貌的壮美与雄健，转而雕琢其璞玉般通透的人格，实现了从传奇之“奇”到传奇“不奇”的飞跃。

一、沈从文的传奇小说：成就部落神像的力与美

在沈从文的传奇小说当中，“神”一直都被奉为座上宾。作者怀着对苗家部落的向往与崇敬，不吝惜笔墨，描绘出颇具神秘色彩的湘西民间风俗以及那些具备一切神之健美姿态的苗族男女。令人醉心的部族歌谣，主人公所经历的爱情神话，沈从文正是凭借浪漫的异域想象和大胆的文字创作，找寻着人类童年时期最原始而本真的勇气与热情。

白苗美男子龙朱“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与他相关的一切，甚至粗蠢的仆人矮奴都在其光芒笼罩下显得高贵。一张“顶甜蜜的口”唱出的是“顶精粹的言语”“顶热情的音调”，而具体到对歌时所唱歌词，作者的朦胧化处理也恰到好处地为主人公戴上迷离的光环，神秘大胆而又模糊梦幻，足以让对山女子永远沉默下来。龙朱也因这夸张的神圣性成为所有男女崇敬爱慕却不敢接近的神祇。与神巫一样，他也想要寻访一位真正美丽勇敢的女子成为自己的伴侣，但其完美无瑕让苗族的女子们仰慕敬爱，但畏怯于他的高不可攀，不得不敬而远之，这正是沈从文笔下所有“龙朱”作为一个神似的完人而不得不面对的苦恼。大量瑰丽的唱词和主人公欲爱而不得的寂寞心境，正表现着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却不被理解的神的困境。同样，《媚金、豹子、与那羊》和《月下小景》等部落爱情悲剧具有与《龙朱》相似的神话色彩。白苗中顶美的女人媚金、“凤凰族相貌极美又顶有一切美德的一个男子”豹子和“一身白得像大理的积雪”的小羊羔无一不圣洁而高尚。结局当中媚金插进胸口的小刀被豹子拔出重新刺进自己的胸膛，二人沐浴着鲜血而死，成为祭坛之上最贞洁的祭品，渲染着洁白底色下生命的震颤和隐痛。神的爱情固然贞洁可贵，但处于造神尝试期的沈从文，忽略了神性与人性结合的最高境界终在于回归民间。媚金与豹子式的爱情，神巫求爱而不得的犹疑以及月下情人服毒自尽的悲哀，都在无形之中加速了人神之间距离的扩张。失去展现少数民族原始爱情之美的初衷神爱，变得血腥、野性、荒蛮。神性占了上风，却将纯洁的定义逼向不可控制的极端，使得人性失去了自然欲求下妥协和回环的可能，变得尖刻锋棱，失去弹性，每一次美的歌颂都像是威慑般的警告，每一次微笑和回眸都像是死亡的祝祷。联系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二十岁以前打仗、行军，一方面打磨他的意志，另一方面也逼迫他面对这样年纪所不该面对的生死之痛，品性也因此变得隐忍内敛。他曾说：“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歌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的确，生活本身鲜血淋漓的样态在沈从文的人生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于是他选择了逃亡——放弃军中放逐般的生活，赴京读书。1930年，沈从文受邀任教于武汉大学，但记忆中令人惊惧的生存困境又在现实中恐怖地复现了，他一次次写信给王际真：“住处不远就是杀人场，每天杀人。大雨住处附近为一试枪场，常常试新机关枪”，“这里每天杀年青人，十九岁，十七岁，都牵去杀，还有那么年纪女子中学生”。杀人的血气成为沈从文不愿直视的残忍，也无怪他短短一学期就离开武汉大学转去了青岛大学。而另一方面，这一段段不愿面对的回忆也使沈从文下笔愈发粗粝大胆，似含着一口怨气和悲悯，与湘西苗俗的神秘繁复结合一处，暴露在他笔下的传奇主人公之上，终呈现出一股野性刚毅之美。

神性思考和自覺的造神意识为沈从文30年代后期的乡土作品注入了更多传奇色彩，但上文所提到的神爱作品，它们的主人公都难免存在过于十全十美的缺憾，抢占小说中心的同时，不知不觉与读者之间产生了阅读距离，缺少人性的互动与民间的烟火气。但不知是有所意识，还是自然下笔，《龙朱》的结尾却令人眼前一亮：“矮奴与菜篮，全像懂得事，避开了，剩下的是白耳族王子同寨主女儿。龙朱迟了许久才走到井边去。”神的儿子龙朱纵然是神，同样也是活生生的肉体，也应当拥有爱与选择的权利，顺遂天意与心意向歌声的主人靠近。回归人间的温情本应当是神最终的归宿，他将被人性征服，而不是被自己征服。在沈从文眼中，神是值得坐拥一切美的事物的，不论是歌声还是女子。这一结尾无疑赋予了龙朱更多的人情味和民间气息，让作者和读者都短暂脱离了神性占上风的至高无上之苦。金介甫捕捉到《龙朱》中体现出的一个理想主义的目标，即“通过龙朱的神性说明所有人都有神性”。探索人性中的神性因子，其实一直是沈从文所孜孜以求的，在这一点上，《龙朱》相比于前几篇显得更为成熟，而《边城》确是把这一优点成功放大了。写于沈从文重游湘西之后的《边城》，神化色彩被放逐于湘西山水人文，因有自然成为神性存在成长的合理前提而不显得突兀生硬，展现出平衡与折中的气质。翠翠被塑造为湘西自在文化生态中成长起来的本土化神祇，实现了传奇小说走向民间化和现实性的过渡。

二、翠翠、苗歌、白塔主导下的“边城”传奇：神性的三种载体

从《龙朱》到《边城》，传奇中最核心的“奇崛”特质在慢慢淡化，转而突出的表现为神性主人公群体意识和民间意识的加强。《边城》的写作，作者不再刻意制造神性，而将其塑造为牧歌生态中人性本真的自觉产物，湘西世界在成人之美的同时，也成神之美。如此，当神性不再是为某一个主人公的量身定做，小说叙事得以从“传奇”设定中获得解脱，转而与人性发生互动并不断细腻化，以更加贴近人情的方式走向世俗和自然，在湘西世界的人世风物中投射下一个广义的牧歌式的背影。

（一）翠翠：山水孕育下的神性摇篮《边城》的开篇似画轴展开一般，铺垫出一幅湘西山水风俗画，“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读者也便自然而然顺着“官路”往茶峒山城去了。城绕水，水行船，船既渡人也受人摆渡，撑渡船的老船是走进视野的第一个人物。他的孙女，主人公翠翠是五长段风俗介绍后第一个被着力细描的对象：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a

对比沈从文对龙朱的体貌描写：

白耳族苗人中出美男子，仿佛是那地方的父母全曾参与过雕塑阿波罗神的工作，因此把美的模型留给儿子了。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是美男子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b

如果说龙朱是一座石刻神像，那么翠翠就是一尊泥身彩绘，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与自然相亲使她的灵魂被磨去棱角，性情中与生俱来的弹性和柔软使她更具有天然的温柔与亲和感。沈从文没有堆砌夸张生硬的辞藻来刻意表现他想要突出的主人公的良善，也不再别扭地运用诸如“阿波罗神”“狮子”等神圣可畏之物来做比，而是以更为“人”化的纯净词汇来装点她。一段的工夫，便绘出茶峒小山城一个普通女孩子干净可爱的形象，既具有湘西女子善良温和的普遍性，又具有玉石般的通透纯净的心灵，翠翠的可爱，易于亲近之处也正在于此。而与翠翠命运紧密相关的二老傩送，其神秘感是依靠与“傩神”相关联而产生的：

次子取名傩送……至于傩神所送来的，照当地习气，人便不能稍加轻视了。傩送美丽得很。茶峒船家拙于赞扬这种美丽，只知道为他取出一个诨名为“岳云”。c

村口小庙和年节香火中为民众所喜爱的傩神，对于不熟悉湘西民俗的读者来说也充满画面感。戏曲中的人物和故事也大多取材于百姓所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和市井杂谈，传递着人们对正义、勇气的倾慕。傩送在茶峒人心中的尊敬之情可见一斑，但是这样的尊敬并非仅仅来自傩送自身的美貌，更源自他们全家勤劳勇敢、亲切待人的美名。如此民间化的神不仅不会像女子们看到龙朱那般敬而远之，反而乐意接近并且相处融洽。既超乎寻常，亦不离人间，这正是《边城》神性塑造的成功飞跃。

在第三章开始之前，《边城》读起来就像一篇介绍湖南某座山间小城的风情散文。的确，它正是作者为翠翠和傩送精心构筑出的天然神龛：美丽和纯净的底色之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桃源生态，即足够闭塞，与外界的联系微乎其微。茶峒有山有水有渡船，衣食住行均无须外求，婚娶丧葬也顺其自然。夸张的封闭性给予沈从文更多主观创作的余地，他完全可以无所顾虑的为笔下人物添加一切美好的品质，确保美丽故事的一尘不染显得尤为重要，否则塑造出的神也不够神圣庄严。人性的良善无欺和边地小城的封闭自足成为主人公的神性保护伞，“传奇性”在《边城》的写作中得到了延续，让读者感到：这些美丽的人物之间应当，或者说必须发生一些非同寻常的故事，它不应被囚禁于单纯的爱情和富于野性的婚俗当中，应当跌宕，浮沉，挣扎，哪怕他们的生存空间只是这样一个小城。《边城》的开篇的确是比《龙朱》更为成熟的神性缘起，它脱离了架空的人物背景，让一切美与自然通灵。

（二）苗歌：“车路”和“马路”对抗下的暴力驱逐 “对歌”是苗族男女表达爱情和确定心意的最重要方式，其权威性远胜汉文化意义中的财富和家世背景。这一情节在沈从文的笔下反复出现：“若照当地风气，这些事认为只是小孩子的事，大人管不着；二老当真欢喜翠翠，翠翠又爱二老，他也并不反对这种爱怨纠缠的婚姻。”在《边城》当中，傩送放弃了唾手可得的碾坊而决定去撑渡船；顺顺从头至尾没有在婚姻大事上指示傩送，更视如己出一般爱护和疼惜孤女翠翠；当祖父去世，傩送離开，失去两个儿子的顺顺仍然第一时间施以援助，几次三番邀请翠翠到家里去住，只是被后者婉言谢绝；杨马兵也同样陪伴翠翠，寄希望于傩送的归来。显而易见，在从小接受苗家文化的湘西长辈看来，心意显得比碾坊更为重要，他们尊重年轻人的爱情选择，从不逼迫他们。不因撑渡船就低人一等，也不因拥有碾坊就多么高贵，神祇的眼中没有物质利益的填充，爱就是美，美便是最值得尊重的。它正大光明地否决了中原文化普遍意义上的指导性，以土生土长的生活理念否认“父母之命不可违”的说教，打破“自挂东南枝”的血腥悲剧，在湘西这块土地上描绘出一种令人向往的最大化的自由。

《边城》中的爱情，本应如此理想而单纯，是一次值得两个男子拼尽全力的高贵竞争，仅此而已。但实际上，作者并不满足于仅以“对歌”赞扬、彰显神性，而在此情节之上另设下一冲突：“车路”和“马路”的交锋，并不惜用鲜血捍卫这一“竞争”的神性和正义性。作为《边城》中最为关键的情节，也是傩送、天保两兄弟的一次正面对抗，“对歌”正是在这一组价值对抗的话语前提下展开的。“车路”代表最直接的明媒正娶，而“马路”代表苗族传统中男子以歌声来吸引打动女子。天保几次三番向祖父表明想要娶翠翠的意思，并请媒人亲自提亲。但是那个端午节日的情景，或者说是二老傩送，始终让翠翠难以忘怀。祖父摸不透翠翠的心思，不便自作主张答应天保，只好两方圆和，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的回答。由此深入小说情节背后，“车路”正是湘西以外中原文化里正统的婚恋观的代言人，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需要做长辈的应许下来即可。不仅男女之间的情感从来都不是决定因素，而且婚前的彩礼往来和婚俗的烦琐复杂都带有极大的现实功利性。它本不应该在茶峒的桃源生态当中出现，一经出现即必然会与湘西本土的“马路”发生冲突，更不为作者所容。天保继承了典型的传统汉文化影响下的思维模式：“鬼知道那老人家存心是要把孙女儿嫁个会唱歌的水车，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嫁个人。” 他的持重、现实和勤劳也决定了他规矩地选择了“车路”，以为只要祖父答应了，翠翠也不便反驳；而二老聪明、智慧、有勇气，堪称是湘西最纯正的骨血，也是沈从文着意的神祇之身，拥有完全意义上高贵而美丽的性情，应当勇敢地选择“马路”：要渡船不要碾坊。两兄弟共同的目标是茶峒山城最纯净的朴野精灵翠翠，是只有用真心才能打动的真正苗乡的女子，胜负已然不言而喻。借此，作者在价值隐喻中完成了对于 “车路”所代表的主流文化的否定，不容许理想化的边城的神性受到任何不利的破坏。

在“车路”与“马路”的对抗下。神性又该如何自处？这一问题在《边城》接下来的情节中被进一步深化为一种文明的暴力驱逐。大老因为爱情与弟弟不和，最终放弃了茶峒的生活，乘船下行做生意。自此，这个人物便从茶峒生态圈消失了，沈从文其间并没有丝毫提及大老此行的相关经历，只是以外人之口道出溺水而亡的结局。笔者以为这一处理方式是对“边城”生态完整性的保护方式，内含着作者的价值判断。天保的出走为封闭的边城打开了一个世俗的缺口，但与世俗文明产生交集的大老还能守住原本淳朴的本性吗？早在他做出“车路”的选择时，作家本人的态度已经不言自明。在这里沈从文大胆选择了与温情“牧歌”完全相悖的“死亡”向试图同化湘西文明的外来侵入者予以警告。在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面对自己生长的土地，深情歌颂的同时也不乏对苗人的落后予以批判和揭露，但更多的是对苗族作为一个弱势种群，其文化不可避免将日益走向边缘的担忧。沈从文在以《边城》为代表的作品中以“牧歌”风情画的方式宣传着苗乡之美，但仅仅是温和的“宣传”显然不足，面对“车路”此类因子，沈从文采取了积极的行动。这样一种带有强烈民族归属意味的立场和心理在其各类作品中也经常出现，有学者据此提出了沈从文“排除异质”的写作倾向，对汉文化的不满和否定成为独属于沈从文的“国民性批判”：“沈从文针对汉语文本的颠覆与改写，是把汉族、城市作为他者，用排除异质的方法获得自我肯定的……个人都市受挫的经历和苗族受压制的屈辱、愤懑，通过虚拟的文本宣泄出来，从而改写了‘历史。”由此，与纤弱的“牧歌”文笔平起平坐的正是这另一种带着作者情感伤痕的暴力驱逐，二者共同构成笔下湘西人性与神性共同的保护伞。尽管在《龙朱》等部落神话之后，鲜血淋漓的自然主义描写被更易于接受的淳朴乡野风情所逐渐取代，但沈从文心中难以言明的隐痛和抵触却不能完全去除，大老之死以及《三三》中到乡村养病最终死去的城市男青年就是其中微露锋芒的例子。

于是，在苗歌的主题之下，《边城》的情节主动保护着神性主人公的纯洁性，体现为一种野性的排斥；而在另一方面，“车路”和“马路”的对抗也引出了苗家爱情中最具吸引力的唱歌情节。傩送为翠翠唱歌的描写被作者进行了梦幻化的处理，走“马路”的全过程被完全模糊化为女主人公采摘虎耳草的梦境。男子的歌声和女子的希冀交织在一起，产生灵魂相通的神圣感。沈从文传奇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大多完美异常，他们所爱慕的女性也同样非同凡人，多生于豪门大户，美丽多情，歌声超拔出群。而翠翠只是家境貧寒、无依无靠的“一个光人”，《边城》中也没有确切提及翠翠是否擅长唱歌，但她羞怯寡言，从不吐露心事，大概也并不是一个外向而善于歌唱的女子。沈从文大胆将人性的内在美提升为神爱评判的首要标准，也正因为此，翠翠才称得上是一块真正的璞玉，一个隐于民间的神祇。

（三）白塔：神圣而无声的预言白塔是《边城》当中寄托神性的重要意象，它在小说正文中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前期也没有被沈从文加以重点描写，往往只是以并不引人注意的一句话一笔带过，但它却随着《边城》情节的展开传递出越来越重要的信息。白塔的初次露面是在小说首段当中：“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户人家当然就是祖父、翠翠和黄狗。但是依据我们的生活经验，一般情况下，塔的建造没有实际效益，起到的多数为祭祀和供奉的象征性作用，在湘西这样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和传统思想仍然十分浓厚，代表着希望和祝愿的寺庙或宝塔往往是神圣而备受重视的，不会无缘无故建造在一户撑渡船的贫苦人家的住处旁边，更不会临溪设塔。毋庸置疑，这座白塔将会与这户人家的命运沉浮发生重要的联系。

白塔的第一次正面出场几乎已经到了小说末端：祖父去世。祖父的去世是《边城》情节中一个实质性的转折，这场因爱情而产生的误会和悲剧因死亡而达成了根本性的谅解。原本祖父与天保、傩送以及顺顺之间发生的谈话和其中的恩怨情仇，包括祖父夹在其中的无奈与为难都不为翠翠所知，也将会因他的去世而成为永远的谜团，直到杨马兵接替祖父把这一切告诉翠翠。尽管如此，祖父和天保的死、傩送的不辞而别也早已像雷雨夜坍塌的白塔一样不可挽回。之前的所有伴随着白塔的倒塌而结束，翠翠要等傩送归来，再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沈从文在《凤子》当中问道：“是真有个神造就这一切，还是这里一群人造就了一个神？”有学者曾从老船夫的视角理解《边城》的神性，“相信神会合理安排万物，一切都会有个说法，但实际上神已经隐退了，这个自我拯救过程只能以悲剧结束。”这个已经隐退的“神”是否存在？如若存在，那么存在于何处？白塔的坍塌似传递出的一种命运无常的感慨为很多研究者所捕捉，但在笔者看来，沈从文并不想在《边城》中传递类似“天命观”的价值导向，他对湘西文化和人性生命力拥有超乎寻常的信心，“神之隐退”便是这天命思想的消弭和否决。白塔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沈从文所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的现实投影，它成为翠翠和这只乡野牧歌得以安顿的神龛。小说里，翠翠感到被傩送的歌声浮起时首先便从那白塔上飘了过去，这座塔应当就建在她的心中，一尘不染，纵使坍塌，仍是祭坛。翠翠在祖父死后从杨马兵的口中得知了前情，她知道了天保为她下桃源不幸淹死，顺顺和傩送对祖父的责怪和误解……她从走过来路的长辈口中得知了这一切故事，曾经懵懂未开的心从中初尝人事的冷暖苦乐，此时的主人公已不再是曾经那个“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的女孩了，继自然对她的教育之后，她开始被外界的事故所打磨，性情的纯洁性受到了打击和破坏，白塔的倒塌多半正在于此。同时，尽管沈从文并没有实写傩送离开茶峒后的生活，但是通过“上川东办货”、又下桃源的描述可以猜测出他乘船外出大抵是以经商谋生，不闻世俗的茶峒和充满功利意识的俗世天差地别，傩送迫于生存将不可避免地习得一些城里人瞒和骗的手段，他是否还会回来？能否保持他那颗同歌声一样清澈的内心呢？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沈从文却做出了与对于天保的安排完全相反的肯定回答：“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这是一则给人希望的预言，尽管翠翠已不再是那块璞玉，但她对傩送的爱情，一直都没有变过，所以我们宁愿相信他“也许明天回来”。“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也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至少对于沈从文来说，爱确是人性中最值得信任的情感。

三、微笑与郁结：写一帘怀古的幽情

从《龙朱》到《边城》，沈从文一系列以家乡风物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被习惯性的与寻常乡土文学区分开来，冠以“传奇”之名，在想象与理想主义本能延续的基础上，又发展出“神性”成为其内在本质，并赋予其“瞩目于人类的远景和未来”“是生命中或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的新内涵。有关沈氏“传奇小说”的发展特点，前人已有详细考论，此处不再重复。但“神性”的确是观照作家本人的人生境遇和思想性格的重要视角之一，他是发展型的作家，更是郁结型作家，沈从文在与前路的纠缠中不断探索着来路，从而呈现出复杂交织的创作心态。

张新颖曾称沈氏作品为“微笑”的文学：“原来《边城》这样的作品是包裹了伤痕的文字，是在困难中的微笑。”与爱人新婚，与故乡重逢，又与母亲永别，的确是人生中极乐与极苦的碰撞，《边城》写作主旨的多义性多来源于此。而在另一方面，二十岁离开家乡来到北平，从随军流浪到混迹京城，最初几年在穷极无路和文学开局中度过。早年漂泊不安的生活环境，使他在写作中渴望凭借一个封闭的桃源世界来获得心灵的安全感。在作者正需要家时，他已没有家，如果说张兆和给了他现实生活中的家，《边城》便使得他的心灵得以靠岸。通过阅读“一本大书”而迅速成长的沈从文，一个曾经追随部队打仗的粗人，却最终走向文学，怀着极大的悲悯之心，凭借着早年尚未遍历世事，可贵而单纯的爱，要给这茶峒无依无靠的“孤雏”翠翠一个真正的归宿。但沈从文也知道，湘西世界纯洁性的维持是真正不易之事，他不得不动用超自然的神的力量，用一座属于自己的“希腊小庙”永久供奉这样神性覆盖下的人性，或者说是纯粹的美：“因美与‘神近，即与‘人远。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情感可轻翥高飞，翱翔天外，肉体实呆滞沉重，不离泥土。”作者的神性观脱去了单纯美化主人公，歌颂苗乡苗俗的原始内涵，走向生命和人性，以温和宽厚的姿态包容每一种向往美的性情。至少在茶峒消失之后，人们还能够从他的文字中与这份纯粹跨时空对望。

神性或许并不是《边城》想要真正突出的重点，但这也是它最为可贵之处。也正是在《边城》之中，沈从文真正完成了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的建设，也完成了神性由单纯肉体上升到精神层面的改造。《边城》里呈现出的情感是复杂的，层次却是细腻的，不论是温情、眷恋，抑或是隐痛和哀怨，终体现为一种静美的微笑。不论沈从文过去半生曾经历了怎样的残忍和孤独，感受过多么真切的爱与恨，但他从不滥用这些情感，抽出负面情绪养成压抑、尖刻或者是讽刺的写作风格，而是将对现实的郁结付诸追念往事的文字，在愈大的绝望面前却能不断萌生出新的希望来。湘西文化既磨砺他也爱抚他，他以极其平和之心写些乡下的人和事，以柔和冲淡伤痛的重量，脱离低级的情绪波动，得以在纷繁喧嚣的世界生存。这既是沈从文的人生哲学，也是《边城》以及他的乡土小说中神性力量的真正来源：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本性使然。

a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小说），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頁。

b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五卷·小说），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

c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小说），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2—73页。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小说）[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 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J].文学评论，2002（1）.

[3]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

[4]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七卷·小说）[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5]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九卷·小说）[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传记）[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7]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书信）[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 金介甫.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