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咏

（深圳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一、研究缘起

家庭教育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一直是当代教育和社会政策领域的重要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一个被称为中产阶层的社会群体逐步成长。 在如上背景之下，焦虑母职的故事正每日在无数中产家庭中重复上演，让家长们深感困惑。 一方面，父母望子成龙和望女成凤心态急切；另一方面，中国孩子在教育实践中被迫卷入越来越高强度的学业竞争，饱受沉重的教育负担。

与沉重的教育负担相伴而生的是对教育减负的呼吁。 教育减负，主要是指减轻中小学生过于繁重的课业和心理负担。 回顾中国教育史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国家在中小学生课业减负方面从未放松。 可以将2001 年作为国家教育减负政策的时间分界点，在2001 年前，国家层面发布减负令，其政策靶心主要瞄准中小学生课堂内的学业负担，减负及教育的目标以推进素质教育为主导[1]。 例如，不可随意增加课程设置、教学时数、教学内容；控制考试和竞赛次数；限制作业量及控制计划外教辅资料用量等。 2001 年后，在重申此前多项减负令内容的基础上，国家从制度性安排视角为学校提供更多的政策选项，减负及教育的目标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依托，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旨归，但政策实施却呈现反向效果[2]。 例如，教育部2018 年出台政策，“严禁将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严禁作出与升学、考试相关的保证性承诺，严禁组织举办中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竞赛及排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