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奎，杨雯钤

（石河子大学 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释行状云：“盖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或牒考功太常使之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皆用之。”[1]147其中“牒考功太常使之议谥”“牒史馆请编录”“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云云，即为行状的创作目的。徐师曾对行状创作目的的静态总结可谓全面，但动态描述没有涉及。行状的创作目的也具有时代性，受当时礼仪制度、文化心理、社会风气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时代、同一时代不同的人群之间，三种创作目的会各有侧重。为更加深入分析创作目的对行状文体的影响，本文拟对唐宋行状创作目的的演变及其影响进行探讨。

一、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迁

传世行状文中，以南朝为最早。南朝行状最著名的是任昉撰《齐竟陵文宣王行状》，该文文尾曰：“易名之典，请遵前烈。”注云：“《礼记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2]2585易名，即由生名易谥号。可见此文请谥之目的。江淹撰于南朝宋明帝泰豫元年（472）的《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状》，是传世行状中较早的一篇，文尾云：“今祖行有期，泉穸无远。素旂望路，彩旌思归。所以垂宣徽容，仿佛金石者，谨详牒行状，具以申言。”[3]370牒状予谁，申言何事，文未明言。但从“祖行有期”“谨详牒行状，具以申言”等所反映的时间点及恭敬态度来判断，其主要目的也应该是请谥。另，据《宋书·文九王传》，建平王刘景素元徽四年（476）举兵奔京邑，兵败被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