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帆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中国传统经学研究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转变，促使有清一代学者一方面全面整理儒家经典，另一方面寻找儒家经典的本意。而要进行这两项工作就必须具备扎实的训诂基础，于是训诂成为通经的必要因素和先决条件。训诂萌芽于先秦，形成于两汉，在魏晋隋唐五代得到充分发展。宋明时期，受理学的影响，训诂发展迟缓，经典整理工作最多只能占据次要地位。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训诂至清代乾嘉时期逐渐发展成熟，加之清代独特的学术环境和政治引导，训诂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训诂的进步与成熟，带动了考据学的全面发展，以名物训诂为中心的考据之学，成为乾嘉经学的典型特征。

1 “训诂通经”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训诂考据与推阐义理作为研治儒家典籍的两种重要治学方式，在经学发展史上往往表现出此消彼长的特点。自魏晋南北朝“玄学”大行其道后，义理学发展至宋代已经蔚为大观。相比之下，训诂考据虽未停滞，但与东汉古文经大盛时相比，势头明显减弱，元明时期更是呈衰微之势。但是自明中后期开始，尊汉儒、重考据之风渐流于学林，至明末清初渐成气候，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等学者多惩于明王朝灭亡的惨痛教训，反对宋明理学的空疏之风，树起了“经学即理学”的大旗。随着清代社会的渐趋安定，文化与经济日益繁荣，宋明以来刊刻的典籍错讹多见与士林对古籍需求日益增长的矛盾急剧激化，对传世古籍进行辨伪、辑轶与校勘等大规模的整理研究,成为客观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