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健朔 李永东

（西南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0715）

自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北平、天津、太原、上海、南京、广州和武汉等城市相继沦陷。1937 年11 月20 日，“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月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抗战”[1]6。重庆成为战时国都，到重庆去和到大后方去成为躲避灾难和回归民族国家怀抱的首要路径，据相关统计，“八年抗战，中国的难民迁移大约有1000 万人，其主要流向是自东向西，从沿海和中原迁移到内地”[2]35。西南腹地的大门被突然打开，封闭的大后方城市进入了知识分子视野，融入文学生产中。重庆、成都和昆明作为三座典型的大后方城市，其城市形象与文化特征在外来作家的笔下得到构造与阐释。

在文学城市的生产中，北平具有丰富驳杂的文化符号编码。城市的文化场域和生存体验影响到文学城市的生产，文学又通过创造地方故事、地方形象和地方风格，实现了对“地方”的生产，城市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城市具有双向互动的过程。北平文化孕育了“京味”和“京派”，培养了老舍和“京派”作家等，这些孕育产物又反作用于文化孵化与塑形，形成了再生产。抗战时期，北平首先沦陷，大量知识分子或离开北平或因无法回到北平，而进入大后方。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文化景观，城市文化特征自身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具有北平经历的作家来到大后方城市，别处城市印象与北平经验纠缠，这一类作家便在文学生产中通过大后方城市寻找北平、发现北平、怀念北平和反思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