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舜臣，胡凌啸

（1.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2.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48）

一、研究背景

1978 年以来，我国粮食收储政策比较清晰地走出了一条市场化趋向的改革之路［1］。然而，受限于粮食供求的变动以及诸多限制因素，长期趋于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仍不乏短期的改革反复［2］。如是，不仅增加了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的改革成本，也让改革推进面临困境。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历程，在粮食供求关系形势及相应决策层判断的影响下［3］，大致表现出“松时放、紧时收”的特征［4］。经历了2004 年之后十多年的逆市场化过程［5］，2014 年起，粮食收储制度再次回到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沿着“分品种施策、渐进式推进”的改革模式稳步推进。自大豆目标价格改革开始，政府又于2016 年取消了玉米临时收储制度，并微调了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尤其是，2020 年的稻谷、小麦托市收购政策中第一次提出限定收购总量，在新千年后的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在攻坚克难中总体向好，再次呈现出“松时放”的特征。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和持续蔓延让如上形式发生了改变。当前，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我国应对潜在国际粮食危机和确保国内粮食安全能力。按照以往规律，如果被判断为粮情紧张，政府多会强化政策干预以保障粮食安全［6］。幸运的是，基于对我国粮食进口、储备数据和生产恢复的分析，舆论界对我国粮食安全现状已达成基本共识：国内粮食数量供给充裕，受疫情冲击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