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棉， 贾辰飞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水利界和教育界，李仪祉的水利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到西方学习水利科学的留学生，是中国近代水利建设的先驱，也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水利教育家。他不仅在水利方面功勋卓著，先后主持或参与了“关中八惠”等多项水利工程，还对全国性的治黄、治淮等工程作出了特殊贡献。他也十分重视水利教学，参与了我国第一所水利学校——河海工程学校的创建等，一生著述甚多，桃李满天下，是惠泽后世的著名的水利教育家。

一、李仪祉水利教育思想的形成

李仪祉的水利教育思想十分丰富，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其核心是“水利兴国”。其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从渭北高原的乡村少年到京师大学堂毕业的秀才，从熟读传统儒家经典的儒子到两度留学德意志的洋学生，从初学铁路工程的莘莘学子到誉满天下的水利大师，李仪祉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中也开始了其个人学识、思想、事业的起步与演变。其个人天赋与实际努力、理论创新与实践经验，都在不断呈现和升华，而且随社会的发展不断提高，形成了李仪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水利教育思想。

(一)朦胧期：少年立志，初涉工科专业

李仪祉，又名李协，陕西蒲城人，1882年出生在陕西渭北高原蒲城县马湖乡富塬村。该地区雨水稀少，本地村民主要靠井水和土窖储水为生，一遇旱灾，井干窖枯，村民的生计就成问题。走投无路的村民将希望寄托给上天，大摆仪式，供奉龙王庙、娘娘庙的神仙，祈求这些神仙感知民生艰难，广施雨露。幼时的李仪祉曾经多次参加向神仙求雨的仪式，并视为快乐之事。但随着年龄渐长，他开始接触西方的科技图书，如代数、几何、地理、天文等，意识到民间迷信行为的不科学。1899年，陕西遭遇大旱，李仪祉家乡蒲城尤其严重，井水干涸，庄稼枯死，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民间组织了多次祈神求雨活动，但未起到任何效果，反而浪费了大量财力。此次旱灾让17岁的李仪祉开始思考“水”对于老百姓的重要性，激发了他以其所学改变现状的勇气。

1901年，李仪祉入陕西三原宏道学堂读书。该校是陕西推行资产阶级新式教育的最高学府，民主风气浓厚，学生们思想活跃〔1〕。李仪祉在此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如于右任等，进一步坚定了继续求学的愿望。1904年，李仪祉考入京师大学堂，在预科德文班就读。京师大学堂藏书丰富，李仪祉如饥似渴地阅读馆内藏书，为自己储备了扎实的知识。德文班开设有德文、物理、地质、地理化学、矿物、代数、几何、微积分等课程，学生在寒暑假则跟着教师参观工厂、学校、矿山等，亲自感受中国早期工业的发展。这种教学方式开阔了李仪祉的眼界，让他意识到国家工业的落后和青年人对国家发展的责任，也坚定了他的人生志向。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儿之志欲以哲学为终身之成名，以工学为平日之生计”〔2〕，给自己规划了未来的目标。但从其后的发展来看，哲学并不是他终身追求的目标，“工学救国”则成为青年李仪祉的主导思想。献身科学，用现代科技让国家自强，成为他毕生的追求和事业。

(二)转型期：二次留学，转向水利专业

1908年冬，李仪祉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回陕参加了西潼铁路局的留学考试。当时，西潼铁路正在筹建，急缺设计人才，优秀考生可获得前往德国学习铁路土木工程的机会。1909年春李仪祉被正式录取，进入德国皇家科技学院学习。该校是1879年由皇家建筑学院与柏林科技学院合并而成，1946年改称柏林工业大学。李仪祉在土木工程科学习期间，先后修习了数学、实验物理学、力学、测量学、地质学、矿物学、混凝土建造等。周末，他则常去考察当地的矿山、工厂、实验所、铁路桥工程和博览会，成为那个时期了解西方工程学科知识最多的中国人之一。他惊叹于德国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的发达，同时坚定了求学报国、利国利民的人生信念，思考如何利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为贫瘠的祖国贡献心力。因此，辛亥革命炮响之后，他就放弃了毕业考试和学位，买了一支手枪回国。

到达上海后，“军政府派先生为津浦铁路局长，陕督举先生为省参议院，均不就，只身西归省亲”〔3〕，计划以教育服务桑梓，于是在西安城西南边家村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三秦公学，此为李仪祉教育生涯的开始。三秦公学首批招收了200多名学生，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生物学家的杨钟健等。当年陕北大旱，目睹饿殍遍野的李仪祉，除了慷慨解囊求助乡亲外，更产生了对自己学习铁道工程而无助于减轻旱灾的思考。

1913年，李仪祉陪同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郭希仁赴欧洲考察水利设施，二人“睹其水利之修明”，更感慨国内水利之落后。当时，郭希仁就劝李仪祉“改学水利，继郑白之迹”〔4〕。考察结束后，郭希仁写信给他劝其改行：“与其学他艺，不如学水利。吾乡之郑白渠，废弛久矣，曷弗于吾辈手俾复之〔4〕”，这与李仪祉所想非常一致。于是，李仪祉改变了继续学习铁路专业的计划，到德国丹泽工科大学攻读水利，从而迈出了毕生从事水利工程事业和水利教育事业的第一步。其“水利兴国”的思想开始萌芽。

在这里，李仪祉一方面学习德国现代先进的水利科学知识，一方面考察莱茵河、多瑙河等水利设施，发现欧洲的水利成就与中国的水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水可兴国，诚信然矣！”〔5〕这更坚定了他学习水利以兴国的决心。从此，他更加勤奋地攻研水利，不休假，搜集水利科学与水利设施的资料，此间受到了德国水力学和治河工程专家、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水力学教授恩格尔斯水利思想的重要影响。李仪祉尊其为导师，并在回国后一直保持联系。

两年的求学时间转瞬即逝，他仍然没有参加学位考试。他认为，来德国求学是为学问而不是为学位。不过，因为他学业成绩出众，在学习结束时，学校还是给了他一个荣誉称号：“特许工程师”。很显然，这个“特许工程师”的专业是水利科学。但是，回国后的现实并没有给他这个“特许工程师”应有的用武之地，迫使他作出了新的思考。

(三)形成期：践行水利教育，教书育人

1915年李仪祉回国之后，本想以留学所学改变家乡水利事业的落后面貌，但军阀当道，难以施展抱负，他又不愿与之为伍，因此，坚辞全国水利局与陕西当局任命的陕西水利分局局长的职务，立意专心教育，为国家培养未来的水利人才。

从李仪祉两次留学回国后均谢绝当局对他“厅长”的任命，可见其不屑为官、不愿尸位素餐的品格；而他两次又都立足于教育，又显示了他为家乡、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初心，表明他水利兴国思想的重心从单纯的水利科学和水利工程转向水利教育。因此，在辞掉全国水利局与陕西水利分局的职务后，李仪祉即投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实现了其留学时期从土木工程、水利工程专业到毕业后从事水利教育、水利事业的重大转变。其水利教育的思想从而真正形成并趋于成熟。

李仪祉一生参与创办的近代水利专科教育机构较多，先后有河海工程专门学校、陕西水利道路专门学校和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等，但影响和意义最大的是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由张謇于1915年创办，是中国最早的水利教育和水利工程学校。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曾任民国北洋政府水利总长。李仪祉十分敬佩张謇的远见卓识，认为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之举利国利民，为后代造福，决心鼎力相助。为此，他于1915年春奔赴南京，担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教务长，开始了他孜孜以求的水利教育事业。也正是在这里李仪祉的水利教育思想开始形成。

中国近代水利教育是从土木工程类的工科教育中脱胎而来，而工科教育一开始存在于综合性高等学堂之中。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高等工程教育始于甲午战争以后建立的北洋大学。作为当时中国最早也是最好的工科大学，北洋大学与国外一些综合性工科大学一样，土木工程专业包含水利工程的内容，为中国水利教育走向专门化奠定了基础。

此时，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水利局总裁张謇由于对中国传统的“官僚治水”状况的认识和导淮人才的需要，认为“宜急设河海工程专门学校”〔6〕。张謇自幼“生长田间，习知水旱所关，河渠为重”〔7〕，又深感国内水利人才缺乏，于是创办这个学校，以培养国家需要的水利人才。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创建是中国近代水利高等教育的发端。作为该校的教务长，李仪祉兢兢业业，开始了他的水利教育生涯。根据《李仪祉纪念文集》介绍，当时，学校初建，师资不足，作为学校的教务长，在校长外出或病假时李仪祉不仅常常代理校务，更“要编制所有课程计划”，“要承担大量的管理工作、教学工作”。“他兼任过德语部主任、出版部主任、研究部主任等职”，他是“学校中兼职最多、授课最多的教授”，“先后教授过水工结构、机械、力学、数学、道路工程、地质、地理、德文等课程”。当时教学设施非常缺乏。为此，他“多方搜集建筑材料样品、地质矿物标本，亲自设计监制了一批水利工程建筑物、交通建筑物、施工机械等模型，创建起学校的陈列室供直观教学用，所有山谷水库、重力坝、拱坝、土坝、溢洪道、水电站、船闸、灌溉区域的模型应有尽有，开创了模型教学的一代风尚”。李仪祉还“不断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崇尚实践出真知，不仅安排和带领学生经常到国内各大江河查勘学习，还利用假期进行自行查勘，所历过程皆写成笔记，充当学生的课外读物”。他“还结合中国的水利实际问题，率先编写中文教材和讲义，并在校内大力倡导各科教师都编写中文教材，催生了我国第一批水利高等教育中文教科书”〔8〕，完成了《水功学》《水工实验》《潮汐论》等。特别是《水功学》在中国水利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水功学》为李仪祉留学德国归国后于1916年所编著，是国内第一部通用水利教材。在该书中，李仪祉将他留学期间所获得的现代水利土木工程知识与中国传统水利技术内容相融合，而且经过多次修订补充，被学生称为“仪师一生心血结晶，全国水利建设之模范，在遗著中最宝贵者”〔9〕。“它具备中国水利学学科史史料性质，特别是在水利科学的内容体系上，体现了从传统河工向现代水利科学的过渡。”〔10〕

所谓现代水利科学(hydro-science)，一般分为两个部分：水利基础科学和水利应用科学。前者主要研究水利措施与水及周围自然条件如河流、土地、地层等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律；而后者则着重研究各类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的基本原理及专门技术，包括水工结构学、农田水利学、河工学、水能利用学等。以现代水利科学为标准考察中国的传统水利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水利史料非常丰富，水利专著就有500种以上。但是由于中国古代没有形成专门的水利学学科，因此这些著作没有统一的科学的分类标准，大部分属于史部地理类，也有少部分属于子部农家类，与现代水利科学相差甚远。而李仪祉的《水功学》则不然，既突破了中国传统水利著作划分不一的体例，体现了水利基础科学与水利工程技术的学科特点，又与现代水利科学内容体系有一定区别，留下了转型时期的烙印和传统的痕迹。其主要内容包括河工学、治河通论、渠工论等，主要“供大学土木学系教学之用为目的，然可作工程师参考之用。于学理不厌推求，于例题不厌多举，尤注于本国情形据”〔11〕。在《水功学》中，李仪祉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水利技术与西方近代水利科学和水利工程的认识：“中国治河之术，非不博且尽也。著述记载，非不多且善也。惟因测绘之事未精，计算之术未工，故其为治也，粗而不密，略而不周。支支节节而为之，愈治而愈不治。本书于水事测量，不殚详尽。借西人之所长，以补吾国之所缺。至治导方法，中西并举，参伍比较，以见优劣。至于灌溉工程，运河制度，在吾国发展更早。水利一端古今并重。然水利之学，古或有之。今则失传。故尤不能不多取材于外邦也。”〔11〕

因此，《水功学》的编著和不断修订是李仪祉水利教育思想形成和不断丰富的主要标志。该著作既有对西方水利科学和水利工程理论的引进，又有对中国传统治水理论科学内容的继承，融传统治水经验与现代水利科技于一体，在中国现代水利教育史上具有开拓创新的地位。

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的7年间，李仪祉不仅研究传统的治水理论，还引进国外现代水利科学和水利工程理论，力图将国外先进的水利科学技术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水利理论结合在一起，给学生施教中西结合的教学内容。他教学“贯注精神，乐育不倦，穷搜中外治河书籍，矿物标本、建筑材料，制作各种河工模型，赴国内各河流域视察形势，著为文章，用作课外教材”〔2〕，受到师生的好评，成为校内最受尊敬和爱戴的老师，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水利英才，如宋希尚、汪胡桢、胡步川、沙玉清等。

1922年，李仪祉应家乡所聘，创建了陕西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1932年又创建陕西水利专修班。凡是他创办的学校，他都亲自授课，为此声名日隆。这时期他还参与了全国的多项水利工程，如考察陕西泾河；筹划长江、黄河及华北水利工程事宜；兼任导淮委员会的工作；负责杭州钱塘江工程等。诸多的实践加深了李仪祉对水利的认知，进而转变为有益的教学理论并贯穿到教书育人之中，促进了其水利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完善。

二、李仪祉水利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李仪祉的水利教育思想内容丰富，是中外水利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精华的融合与提升。李仪祉家学深厚，受儒家文化熏陶甚深，儒家文化中重德修身的观点一直是他秉行的理念。他在水利教育中，将德才兼备发展为知行合一，将知识教育综合为广纳中西精华。根据李仪祉水利教育思想的内容，在“水利兴国”爱国、爱家乡与做人的大前提下，其内容可集中概括为三方面：一是知识与能力并重的人才理念；二是传统与现代合璧的水利思想；三是结合中国实际，用西方水利科学技术指导修建“关中八惠”等具体水利工程的方案和总结。下面分述之。

(一)培养目标：提倡知识与能力并重的人才理念

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水利对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清末到民国，新式的人才培养成为社会共识，但水利从业人员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张謇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水利界的弊端：“文明各国，治河之役，皆其国之名大匠，学术堪深，经验宏富者主之，夫然后可以胜任而愉快。我国乃举以委之不学无术之圬者，而以素不习工事之文士督率之”〔12〕。这样的不学无术之人不可能推动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因此，李仪祉从开始水利教学，就根据平生所学和现实情况制定了知识和能力并重的水利人才培养目标。

学贯中西、成绩优秀，是李仪祉对学生求学阶段学业的基本要求。他任教务长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是全国第一所水利专门院校，他主持制定的教学标准不但显示了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自身的教学水平，而且对后来的水利学校起到了示范和借鉴作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对学生的考核有明确的规定，一门主要功课不及格的即要留级，综合成绩过差的则要退学〔10〕。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开设的主要功课分为专业课和基础课：专业课有《水功学》《水工试验》《潮汐论》《土积计算截法》等；基础课有国文、英文、地理化学等。李仪祉强调基础课与专业课并进的学习态度，即既要掌握西方先进水利科学知识，又要熟知本国水利现状。他也很重视学生的外语学习，因为大多数教材皆来自英文，虽有中文翻译，但原汁原味的教材更能体现出学科的特点。况且，精通外语也便于了解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此严格要求下，该校毕业的学生，成绩优秀、学贯中西者比比皆是。如著名水利专家汪胡桢在校求学期间(1915—1917)，师从李仪祉，所学25门课程取得了平均分87.48〔13〕的好成绩。李仪祉回陕之后，将此标准带到陕西水利道路工程专门学校。该校学制四年，开设课程达30门之多。在严师督导下，学生学习非常刻苦，晚上12点之前入睡者很少。陕西水利专修班成立两年后合并到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水利组，所聘教师不但水平优秀且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如武汉大学毕业的陈明茂教授讲授的工程画与投影几何；留法的程宇启教授讲授的微积分及微分方程；留德博士倪超讲授的铁道工学及道路工程；留美博士祁开智讲授的物理及流体力学〔14〕等，都能够站在学术前沿，深入浅出，且能结合实际，深受学生的欢迎。

(二)教授内容：传统与现代合璧的水利科学知识和技术

民国时期社会思潮激荡，特别是新文化时期的知识分子高举“科学”的大旗，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他们有的甚至全盘否定传统，试图以西方的思想文化科学知识取而代之。李仪祉求学于德国，也非常认同西方的现代水利科学和工程技术，但却没有抛弃传统水利思想，而是吸取中国历史上有益的水利理论，形成了传统与现代合璧的水利科学思想，并且运用于水利教育中。需要指出的是，水利科学与水利工程密切相关，李仪祉的水利教育思想与其水利科学思想和水利工程实践密不可分。

1.重视国外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的运用

李仪祉的水利思想和水利教育思想值得总结和继承的内容很多，其中的突出之处是“以全方位开放的态度和胸襟系统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一扫当时闭关锁国的保守空气，使得我国的水利教育、水利科技的面貌为之一新”〔5〕。

中国进入近代后，封建制度造成的弊端日益明显，其中科技的落后更成为制约水利工程发展的最大障碍，而黄河依然是难以驯服的主要河道。1866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直言不讳地说：“滚滚黄河无视当地人蜉蚁之力，还有待西方工程师以科学方法来驯服。”〔15〕1935年美国工程师托德也说：“中国必须向我们取经，吸收足以制服中国这两条不驯大河的工程知识和技术。”〔15〕李仪祉与托德在治理黄河水患中曾经共事，他虽然不同意西方学者这些狂妄自大的言论，但是认为运用现代水利科学技术攻克中国水患有其合理成分。作为一个坚持优秀传统又深知现代科学的水利学家，李仪祉在坚持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终身践行的水利思想和水利教育思想的一部分。但是，这并不是说李仪祉的水利思想崇洋媚外，而是表明他对现代科学的理性认知，是他投身水利科学、指导水利工程、从事水利教学过程中的一种科学观。李仪祉重视国外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的运用，贯穿其一生，从下面可见一斑：

其一，依据和引进德国现代的水工试验方法，探讨根治黄河泥沙的方案。

中国传统的治水方法以经验为主导，科学总结不够。在《水功学》序言中，李仪祉说：“水利之学，古或有之。今则失传。故尤不能不多取材于外邦也”〔11〕。对于中国古代的治水经验，他认为“耗多而功鲜”“幸成而卒败”，皆因为“测验之术未精”〔1〕。因此，历朝历代虽然不断治理，但是黄河水患依然不断，成为世界上最复杂、最难治理的河流之一。由于中国古代没有体系化的自然科学，难以明白治水导水之原理，因此，必须学习现代水利科学，运用先进的水利工程技术。因为水利是大工程，一个水利工程的实施，除了耗费较长时间外，还将消耗大量的国家财政。如果不经多次的理论试验，贸然上马，一旦失败，将浪费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如果采取水工试验研究，不仅可以弥补模拟和实测观测的不足，还可以取得大量详细的模拟观测资料，深化对黄河演变规律的认识，检验、调整和优化各种治黄方案。因此，李仪祉认为水工试验研究对于建造实际的水利工程至关重要。为此，他引进和依据德国现代的水工试验方法，探讨根治黄河泥沙的方案，为从根本上治理黄河水患提供了先进的科学指导，堪称中国水利科技史上一大突破。

德国水工试验方法是水利科学技术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特别是水工模型试验，能够根据相似准则设计并按相似比例尺缩放、复制出与原型相似的水流，测试后将模型成果换算应用到原型中去，从而使江河治理方案建立在科学量化的基础上。世界上最早的专业水工试验室由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教授恩格尔斯1898年设立。

李仪祉在丹泽工业大学求学时，尊恩格尔斯教授为导师；在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他与恩格尔斯教授科学合作，使中国的黄河治理在概念设计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从1919年美国专家费礼门考察黄河开始，到1928年德国方修斯教授研究黄河，中外学者对如何治理黄河意见并不一致，李仪祉多次参与了讨论。为此，恩格尔斯致函李仪祉，介绍了其新建的大型水工试验场及模型试验结果，表示有意与中国合作做黄河模型试验，进一步验证已取得的成果。李仪祉积极回应，利用自己的影响，极力推动与恩格尔斯教授的合作。1932年7月10日，他还派亲侄李赋都参加恩格尔斯在德国奥贝拿赫瓦痕湖水力试验场专门为黄河所做的大型模型试验。1934年，李仪祉在《函德国恩格尔斯教授关于黄河质疑之点》中回复恩格尔斯，交换了治黄问题的看法〔10〕，并提供了黄河的相关资料。1934年7月4日，民国经济委员会委托恩格尔斯教授继续进行治导黄河的“之”字形弯曲河道冲刷水工模型试验，并派工程师沈怡赴德参加。

1932年和1934年恩格尔斯主持的两次水工试验，根据黄河的特点和李仪祉代表中国提供的黄河水文资料，在中德水利专家共同合作的情况下进行，因而获得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其中有的获得了李仪祉等中国水利专家的高度认可，例如不必束窄堤距、固定河槽的思想就成为以后黄河治理的一个主导方针。这在中国治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创建中国现代水工试验所。

对中外治水历史和现状有深入了解的李仪祉，非常重视水工试验。他认为，要提高中国的水利科学和水利工程水平，必须加强水利科学研究，建立中国的水工实验室和水利科研机构。为此，1928年，李仪祉等倡议设立河工实验室，1931年8月开始筹备，1933年10月成立董事会，李仪祉任董事长。1935年11月举行了天津第一水工试验所(后改为“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落成典礼，同时开始官厅水库坝下的消力实验。后来还曾就“黄土渠道冲淤”等治黄中的难题进行过多项试验，为治河工作提供了一些经验。后来因为日军侵华毁于炮火。1947年重建为天津水工实验所，后与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合并，成为现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前身。所以，李仪祉也是我国现代水利科学研究机构的主要奠基人。

其三，结合中国的实际，用西方水利科学技术修建“关中八惠”等水利工程。

李仪祉结合中国的实际，用西方水利科学技术修建的水利工程，集中于其家乡陕西，而且工程技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堪称典范，如陕西汉中的石门工程实际上是褒惠渠的扩建工程。后者乃1930年代李仪祉规划的灌溉工程，到1966年已建成二十余年，但“渠首砌石堰结构合理兼顾，闸门运用灵活，渠系布置科学，配套齐全”〔5〕。可以说，凡李仪祉指导或参与的水利实践工程，如导淮、治黄、修缮浙江海塘，建立水文站、测量队、水土保持实验站、下游河道模型实验所，开隧道、建桥梁、搭土方、放闸门等工作，都严格遵循了现代的水利工程标准，为水利工程建立了施工典范。

2.合理继承和运用中国传统的治水经验

李仪祉熟谙中国传统文化，在水利事业中重视继承和运用中国传统的治水经验。他说：“用古人之经验，本科学之新识，加以实地之考察，精确之研究，详审之试验，多数之努力，伟大之机械，则何目的之所不能达？”〔5〕

重视传统的治水经验是李仪祉水利思想和水利教育思想中一直倡导的观念。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治水的历程来看，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与水的斗争史。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家，中国的发展历来与水利的发展连结在一起。从大禹治水到郑工开渠，再到潘季驯治黄河，中国先贤在水利工程方面取得了赫赫成绩，以致西方人都不得不承认：“在运用水利科学和技术为人民谋福祉方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与中国相比”〔15〕。李仪祉的老家有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郑白渠(秦代郑国渠和汉代白渠的合称)，这是中国古代广被人称赞的水利工程。李仪祉对古人的智慧一直推崇有加，也希望自己能效仿郑国、白工。故此，他花费很多力气整理典籍，将古人的有益经验推而广之，以继承、发扬、光大。如李仪祉推崇明朝潘季驯的束水攻沙之道，但又并不盲从，而是根据黄河的实际，协助恩格尔斯通过水工试验，对黄河的水流、泥沙进行试验，认为其“深得水理，使海口深畅，挽既弊之局”〔16〕。李仪祉着手治黄工程后，就结合黄河“善淤、善决、善徙”的特点，借鉴了明代潘季驯、刘天和，清代治水专家靳辅等人的治黄理论和经验，“对我国传统的治水经验与近代的科学实验进行了比较分析，主张治黄的重点应放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提倡种树种草畜牧。他还引申古代沟洫制，利用沟溪截留水沙。防洪方面，主张要为洪水筹划出路，疏浚河道；在支流上建拦洪水库，开辟减河”〔5〕等具体措施。他还提出了综合治理的长远的“治本”思路。这样，既在现代水利科学的基础上吸纳了传统治黄理论的合理因素，但与传统的治黄理论相比又有了本质的区别和提升。“从李仪祉的治河方略所依靠的理论工具以及实测资料翔实程度来说，这个时期的‘治本’远不止于水利学家对泥沙来源问题的认识，而是建立在‘大水利观’之下，将黄河全流域地理实际状况与流域社会经济状况全盘规划考虑在内的一种思路。这种思路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治河方略，而与现代治河所提倡的思想相一致，因而这样的‘治本’，尽管在具体工程实践中所取得的成绩有限，就其内涵来说，却是超越了传统治河时期的任何一次成功治河实践的，发生了质的改变。黄河治理，李仪祉所涉猎的其他各项水利工作也是如此。”〔10〕

李仪祉崇尚中国传统的治水观念，即治水要遵循水的特点，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他早在《水功学》中就提出：“天然之力者即河中流水之力也。质言之即顺水之性，以水之力，改良水之境遇而已。孟子所谓禹之治水，行其所无事也”〔11〕。这与《道德经》中“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的观点非常契合。李仪祉对兴建水库也持赞同态度。早在东汉时期，我国已修建了第一个防洪水库绍兴鉴湖，并被后代的治水大匠继承，但限于自然科学的落后，中国水库的功能较为单一。即使这样，李仪祉仍赞同多修建水库，他提出：“不开发西北则已，若言开发西北，建设水库以利用水力发电，实为当务之急”〔17〕。这种沿袭传统又借助西方现代科技达到双赢的观点，迄今都具有进步意义。

三、教学方法：重视实践，教学相长

水利工程的发展如何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息息相关，水利人员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工业发展情况，才能在实际工作中脚踏实地，有所作为。而当时我国的水利教育刚刚起步，工程实验场所和器械很少，故此，李仪祉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和西北地区水利学校的教学中更注重实践。其内容包括四类：

一是采用直观教学法。据李仪祉的学生汪胡桢回忆：“当时还没有现代化的水利工程，学生无实物可供观察。李仪祉就把多种水工建筑做成模型，在学校内设室陈列。所有山谷水库、重力坝、拱坝、土坝、溢洪道、水电站、船闸、灌溉区域的模型应有尽有。”〔18〕学生看后一目了然，加深了对课堂上水利工程内容的了解。

二是在课堂教学之外，带领学生参观工厂。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不同于一般的学校，学生需要了解现代化的工程、企业。为此，李仪祉在课堂教学之外，还带领学生到汉口兵工厂、汉阳铁厂、扬子机器公司、武昌电灯厂等参观，使学生了解中国的工业现状。

三是利用假期带领学生游历江河山谷，考查山川、地质、河道、涧泉，为以后野外的水利工程工作奠定基础。

四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水利工程实践，培养和锻炼学生和年轻工程技术人员的实践能力。例如在陕西主持水利工作时，他不辞辛苦，带领学生实地勘测了所有动工的地方，使他们在实践中增长了见识，提高了动手能力，为陕西的水利事业培养了一批后起之秀。

在水利教育领域，思想的传播更多沿袭师承，李仪祉先后参与了多项工程，除了“关中八惠”之外，还担任许多水利领域的要职，如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规划或指导了一些区域性和全国性的水利工程。他深知水利工程的重要、价值与不易，在将现代先进的水利科学思想和知识传授给学生的同时，也通过工程实践培养了学生实施水利工程的能力，提高了服务社会的责任感，增强了对人民的敬畏心理。这样，通过教与学的相互印证，李仪祉将先进的水利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相结合，给予了学生大师级的指导引领。

李仪祉这些重视实践的教学方法，实际上也是得益于他在德国的留学所学。当时国内没有像样的现代水利设施，李仪祉根据自己留德期间的经验，带领学生考察水利工程的周边环境和传统的水利设施，使学生将书本所学内容落地，明白学习的对象、意义和重要性，从而提高了从事水利工程的能力。

还要强调的是，作为一个著名的水利大师和水利教育家，李仪祉的水利教育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限于篇幅，此处略，将另文专论。

综上所述，李仪祉在中国近代水利史上、水利教育史上建立了赫赫功绩。虽然由于时代的因素和环境的限制，李仪祉未能充分施展其才华，留下了许多遗憾，但他的成就已经远超时代，彪炳中国水利史和水利教育史，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