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洪，陈喜辉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哈尔滨150001）

“美好生活”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的高频词、关键词，其言简意赅又内涵深刻，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追求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网络空间生态良好，符合人民的利益”更具深意。伴随着智慧时代的来临，网络生活业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在社会学家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早有阐释：“作为一种社会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利和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我们可以称这个社会为网络社会。”［1］569网络社会的崛起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嵌入式”的，由此，网络社会美好生活的建构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美好生活概念也随之被提出，如学者唐魁玉在《网络美好生活的伦理维度》中将其界定为：“在信息化、网络化和数据化时代，人们都自主地接受到丰富而又适当的网络生活资源和服务，并且能够产生一定的网络生活满足感、幸福感和审美道德体验的网络化生存状态。”［2］也就是说，网络美好生活是集情感维度、审美维度、伦理维度于一体的生存状态和过程。

而本文也正基于此，聚焦当下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文化、休闲和娱乐活动的媒介载体——短视频。近两年，短视频作为互联网媒体新锐，呈现出迅猛发展态势。相关数据表明：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9．4亿，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9．01亿，人均单日使用网络时长达110分钟。其中，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8．18亿，占整体网民的87．0%，短视频使用率已超过网络视频，成为使用率最高的传播形式［3］。那么，短视频这种“热”现象缘何产生？作为全新的传媒样态，记录性是其最大的特征，反映出丰富多彩的时代生活面貌，并折射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与此同时，短视频也存在审美失范现象，那么我们当如何利用好短视频进行有效社会传播？秉承这一问题意识，本文拟从社会学角度对短视频的表征进行分析，结合具体案例，考察短视频在“美好生活”建构中的贡献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如何进行规制与引导，以期对当下网络美好生活的建构有些许助益。

一、短视频现象及其表征

人类学家阿帕杜莱在《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一书开宗明义道：“电子媒介正在无可置疑地改变广泛的大众媒介和其他传统媒介，这并非对电子媒介的盲目崇拜而认为它能解释一切。电子媒介能够改变大众媒介，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新的资源和规则来建构想象中的自我和世界……遍布各个社会，人人皆可取用。”［4］伴随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普及迅速崛起的短视频即如此，它以崭新的资源和规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场域，亦嵌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短视频问世于2013年，这一年新浪推出秒拍、快手转型短视频，此后还有美拍、微拍、梨视频等一大批短视频应用陆续出现；经过几年的发展，2017年，随着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的强势崛起，秉承开放、包容、参与、互动的传播理念与技术手段，短视频成为仅次于微信的第二大媒介类型；2019年则首次超过网络视频成为使用率最高的传播形式。那么，短视频缘何一路高歌猛进？这与其表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就内容而言，短视频是日常生活的符码化。短视频的内容多为社交生活分享、文教科普、新闻宣传等，其中尤以社交生活分享最受关注，这也是短视频最大的卖点——“记录”。作为短视频平台，抖音的口号是：“记录美好生活”，而快手的标语则是“记录世界，记录你”。这个记录有个重要的指向，即日常生活：“在这里每一个劳动者、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物品、每一个才能、每一个声音、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乡村、每一个传承、每一个群落、每一个产业，都能够得到展示、记录和保存，构筑成了一个‘生活史的博物馆’。”［5］这也决定了作为视听形态的短视频与以往的社交媒介如微博和微信的最大不同是，将日常生活以动态化、具象化形式记录下来，换言之，其本质是日常生活的符码化。法国社会学家、符号学家罗兰·巴尔特的符号文化研究为我们打开了理论的窗户，他延伸了索绪尔传统符号学“能指—所指”的二元结构，提出了多层符号意指系统理论：“能指—所指—符号”，使符号学更具强烈的社会性。在巴尔特看来，与视觉符号相关的诸多元素，例如服装、戏剧、电视、电影、广告、摄影、旅游、典礼仪式等，都是以语言符号为基础的二级系统，这使符号学带有了“社会性”。据此，短视频作为一种媒介再现，将文字、图像、声音这些丰沛、有意义的符号重新组合起来将其符码化，具有了意指功能，凸显了丰厚的情感意蕴与审美价值。正如有学者所言：“互联网语境顺应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需要，文化消费主体实现了全感官的体验和愉悦。”［6］

其次，就形式而言，短视频的碎片化特征明显。短视频重在其“短”，“短视频”的视频时长一般介于15秒到5分钟之间，主要分为三种创作模式：UGC（普通用户创作）、PUGC（专业用户创作）和PGC（专业机构负责生产），以UGC创作为主流。短视频不同于传统电影、电视等影像媒介的传播与表达方式，它是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而产生的，因为有了移动智能终端和高速流畅的网络，短视频才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唯有短、便捷的形式才能使用户可以随时利用手机进行拍摄与传播，直观、立体、鲜活地呈现日常的生活场景及多样化、碎片化的生活内容。此外，短视频也顺应了碎片化时代的特点，“移动互联网挖掘和释放了过往潜藏的用户时间，手机用户习惯了多线程工作，即同时处理多项任务，观看网络视频穿插在其他活动中间”［7］。可见，短视频是用户在碎片化状态下的展开，故被网民称为“杀时间”神器。

再次，就参与主体而言，短视频是一个有“温度”的媒介载体，它是平等、普惠的。前文提到短视频是一种视听样态，“去文字化”是其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它使更多阶层、年龄的人参与进来。正如短视频的巨头“快手”自己的定位：“过去在互联网上，虽说人人都是传播者，但是都以文字书写为主要的表达方式，而文字书写从深层的逻辑上看，仍然是以精英人士的表达为主流的一种表达范式。从4G时代开始，视频为普罗大众赋能赋权，将社会话语的表达权给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视频这种最简要、直观的形式与他人和社会分享，这是一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改变。”［8］简言之，短视频通过技术赋权，打破了高雅与大众、精英与平民、城市与乡村的严格区分，使得社会各个结构层通过视频实现了互通。如从用户地域上来看，短视频平台的用户市场较之其他网络平台有明显下沉的趋势，三四线城市及农村用户数量比重几近过半。从用户年龄结构来看，短视频用户中银发人群也在不断增加，据Quest Mobile2020年发布的《银发人群洞察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5月，中国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移动设备活跃用户规模超过1亿，增速远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其中短视频是中老年人最主要的娱乐方式。”［9］由此可见，这也为网络美好生活的建构提供了基础，因为网络美好生活不仅仅表现在网络接入机会平等，而且必要亦必须体现在使用的均等性上，才能实现网络平权。

概言之，短视频正是因为以上三个表征，使得人们在网络的生存状态中幸福感、满足感更强，参与度更高。短视频具有日常生活符码化的特点，使各行各业、各种生活状态的普通人、平凡人都出现在媒介场域中，使他们这些曾经的无名者可以通过记录“被看见”。碎片化、平等、普惠又使得受众群体不断扩大，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美好体验，包括情感体验、审美体验及美好的道德体验。但正如技术具有两面性一样，短视频的价值功用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行为异化、技术的反制、人的异化等，这些也影响网络美好生活的建构。

二、美好生活的自觉与正向价值的传播

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短视频作为一种媒介，按照麦克卢汉对媒介的一个经典描述“媒介是人的延伸”，那么，作为超过8亿用户使用的媒介形式，每个人的视觉和听觉被延伸，每个人的生活也被延伸，短视频记录了一个“柴米油盐酱醋茶，人间烟火也有趣”的生活图景，其本质在于表达一种内在的情感需求，是对美好生活的自觉。这种“普惠式的生活记录让观者看到了一个多元美好的真实世界，让身处不同时空的观者看到那些在他的生活空间中不曾出现的人和事物”［10］，从而提高了网络生活的满足度与幸福感。同时，网络美好生活更高的追求则在于“有美学和伦理学意义上的美好道德体验”［1］569。在一些短视频中，还有正向价值的传播，参与者和观看者不仅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艺术之美，而且更有美好的道德体验。

（一）日常生活的美好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曾就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满足程度之间的关系做过调查，其中尤其注重调查了近年来民众喜闻乐见的短视频形式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那些通过拍摄短视频分享美好生活体验的民众具有更加积极和正面的自我概念，有更高的幸福感。”［11］换言之，短视频的拍摄者或持续、或间歇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动态，记录生活，呈现自我，而这些对日常美好的表达与分享，其本质是人对“真善美”的自觉，并由此获得精神世界的满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既是认识世界的主体，也是改造世界的主体，人的主体性力量包括人可以按照自身内在尺度将各种目的、意图或理想通过思想内化和行动外化，来积极主动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12］在诸多短视频中，人们看到的主人公大多是普通人、平凡人，是福柯所说的“无名者”，但他们凭借乐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大放异彩，圈粉无数。例如＠守山大叔，他的抖音个性签名：“我是一个山里的农民，从小喜欢唱歌。希望我的歌声能给朋友们带来快乐。”朴实、简单却真切。这位大叔是河北承德的一位农民，平时靠种地养鸡为生，闲余间在抖音上分享自己录制的短视频。在养鸡大叔的视频中，村房、田地甚至鸡窝都可以作为背景，他衣着朴素，把玉米棒或是鲜花当作话筒，但他一开口便惊艳众多网友，收获粉丝200多万，获赞近千万，网友亲切地称呼他为“养鸡大叔”。网友们感叹：“开口跪”“好声音来自大自然深处”“人有热爱的东西，气质真是不一样”……而守山大叔也在与粉丝的互动中获得满足感。美国社会学家库利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解读了人在社会互动中获得自我认知的问题，并由此提出了“镜中我”的概念：“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13］也就是说，他人对“我”的评价、态度等因素，是反映自我和认知自我的一面“镜子”。在短视频中，个体符号信息传达给观者，并通过他人对自己的评价获得认知。这一认知不仅包括一般个体意义上的精神满足，还包括获得社会价值认同后的精神愉悦。再如浙江温州一对农民夫妇＠小英夫妻则是在庄稼地里或自家老旧的门前跳“鬼步舞”获赞4300多万，粉丝近500万。夫妻二人的舞蹈动作皆源自日常生活场景，如看奶奶梳头、家里烧饭时拉风箱等，将其串联成了特色舞步。网友们纷纷评论：“这舞蹈跳出了对生活的激情，不管贫穷和富有都要阳光快乐，这才叫生活”，“最纯真的舞蹈”。

艾格尼丝·赫勒在《日常生活》中将“日常生活”理解为一个自在的领域，并认为：在其卑微无奇外观背后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与巨大的解放潜能［14］。短视频对日常生活的符码化即是如此，视频中衣食住行皆可成为素材，这些都是生活中的普遍样态，而以审美的形式呈现出来，具有了丰厚的意蕴，既有对美好生活的现实关照，又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力量，展示了他们健康充盈的精神世界，使受众看到了普通人的“了不起”，看到了平凡人的“小幸福”，并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

特别是在2020年初新冠疫情期间，短视频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普及性的媒介形式，以一种非文字的方式记录了人们的生活点滴，比如根据抖音统计数据：“武汉‘封城’期间，1月24日—2月7日，抖音上共有10．7万人发布了25．9万条视频以记录自己在武汉的日常，与此同时被来自全国各地的用户累计观看共33亿次。”［15］“记录”首先是将他们当时的生活状态以视像方式保存下来且同时又跨越时空屏障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情感通道，疏解了彼时人们的焦虑情绪，为网民带来美好的体验与心理舒适。

（二）正向价值的传播

短视频作为网络媒介的载体、一个虚拟社区，超过8亿的社区成员身在其中，既作为制作者又作为观看者的庞大群体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不但展示了的生活，而且实现了流量赋能价值的目标，传播了正向价值，使网民有了美好的审美与道德体验。例如，之前一些短视频平台纷纷发起了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话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推动了泛娱乐社交平台向更广阔的文化内容的拓展。这其中就包括曾经距个人生活较远的“非遗文化”，通过短视频平台“被看见、被关注”。近两年一些短视频平台纷纷开设了非遗项目，并获得积极热烈的正向回应。根据快手2019年3月发布的“非遗”数据报告显示：在快手，平均每三秒就诞生一条关于“非遗”的视频；过去一年里，快手累计出现1 164万条“非遗”视频内容，获得超过250亿次播放量和5亿次点赞。仅“皮一下很开心”的皮影戏话题挑战活动，就吸引40．5亿次点击。

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流量博主李子柒，其抖音粉丝数达4 274．9万、微博粉丝2 730万、哔哩哔哩粉丝745．8万。李子柒的短视频具有独特韵味的古风特色，营造了中式美学氛围，视频中她身着汉服，用最原始、最自然的方式把秋梨膏、红糖、阿胶糕、重阳糕、巧酥等中国传统美食，活字印刷术、蜀绣等中国传统手作以生活化形式呈现在大众的视野中。网友看后纷纷感叹：“看了你的视频感觉时间都慢了下来，仿佛回到古代那种纯净的生活。”“中国的奢侈品才是真正的奢侈，有些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为我的祖国拥有不止上下五千年文化底蕴骄傲啊！”“古代文化真的都是工匠精神啊，传统文化太牛了！”“她把生活过得如诗如画，把清新淡雅的田园生活谱写得淋漓尽致，传播了正能量。”……这样的短视频最短不过数秒钟，最长不过几分钟，但通过愉悦的文化体验和社交互动，拥有了一定的内容厚度和美学价值。

此外，在网络美好生活的建构中，最高的指向应该是美好的道德体验。在研究中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话题——“疫情下的感动”短视频共计上亿次播放，其中有一条“穿上防护服，我就不是孩子了”的短视频，主人公是一位不满20岁的小护士刘家怡，感动了全中国，激发了受众的情感共鸣，纷纷互动：“多么感动人的话，这就是中国力量！”“我们国家的强大就是一代一代坚韧不拔的青年扛起了每一个不平凡的时刻。”“做传播正能量的好榜样。”类似的短视频还有很多，有深夜集结的志愿者团队，有为交警送上口罩的陌生人，有自愿去火神山工地的工人……互动区几乎都集中在道德体验层面给予评述。

麦克卢汉在《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一书中着力描绘了媒介对人的强大影响：“媒介影响的穿透力极强，无所不在，在个人、政治、经济、审美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影响，我们的一切方面无不被触及、被影响、被改变。”［16］换言之，媒介对人的影响是辐射性的，短视频即是如此，作为一个拥有8亿人生活的虚拟社区，随着技术发展与普及，其规模还将不断壮大，对网民生活质量的影响也会日益显著。

三、短视频的审美失范现象分析

前文着重谈及短视频对网络美好生活的积极的一面，但是作为尚处于勃发期的短视频，还存在失范现象，也应予以关注。

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智能陷阱》开篇引用了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一句话：“进入凡人生活的一切强大之物无不具有弊端。”短视频也是如此，因为短视频尚处于发展初期，相对缺乏规范，故也呈现出很多问题：为吸睛而制作的假视频，未经过滤的劣质、低俗的内容，个体“前台”的迷失与“后台”的焦虑，个体的沉溺……都严重影响人们在网络生活中的满足感与幸福感，甚至触碰了媒介伦理，同样需引起重视。

（一）内容之假、劣、俗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17］上述问题在短视频中也大量存在，短视频平台多以流量为王，这就造成创作者为了博得更大流量，以“吸睛”为创作宗旨，出现了一些为博眼球“移花接木”的假视频；在短视频走红的逻辑中，对内容质量关注不够，一些空洞无物、甚至毫无意义的内容只要能搭上潮流快车就有很多人去模仿、去追逐，出现大量同质化的内容和劣质的视频；更有创作者为迎合某些口味，制造劣质、低俗、粗鄙的视频。

典型的如贵州威宁县的“虎啸龙吟”闹剧。2020年7月2日，抖音、快手等平台有人发布短视频声称，威宁县秀水镇大山里出现“龙鸣”，经过一些短视频平台的炒作，该消息由线上蔓延到线下，每天有数千人前去观看，最后官方和专家辟谣澄清，专家鉴定该声音实为黄脚三趾鸟的叫声，又经当地公安机关调查发现，是几名本地网民在鸟叫中添加类似“虎叫”“狼嚎”等音效，制造了所谓的“虎啸龙吟”。这无疑是利用网民的猎奇心理来蹭流量的行为。此外，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不同的信息来自四面八方，以往网民习惯于被主流媒体告知是非，现在网民则需从自己获取的信息资讯中去判断，而这个判断标准往往是“情绪与感觉远比事实与真实更重要”［18］。这也造成了大量内容虚假的视频产生。

又如前一段时间的“网红”马保国。其自称“浑元形意太极门掌门人”，视频中其以鼻青眼肿的形象出现，引发了大批网友的模仿、恶搞，最终获得巨大传播量，2万多条视频，近8亿次的点击量。其实质在于“丑文化”的贩卖，也是舆论场的审丑狂欢。这些内容假、劣、俗的短视频给人们的网络生活带来不良影响。

（二）“前台”之迷失与“后台”之焦虑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在其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出了他的“拟剧论”。该理论从舞台演出的艺术原理引申而来，认为个体就像舞台上的演员，在日常交往和生活中扮演多种角色，以各种方式在他人心目中塑造自己的形象。其中最著名的一对概念就是“前台”与“后台”。在戈夫曼看来，前台是“个体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达性装备”。“个体表演者以一般的和固定的方式有规律地为观察者定义情境地那部分”［19］19，简言之，即是表演者想要呈现给观众的内容。而后台则是“那些被竭力抑制”、“可能有损于它所要造成的印象的那些行动”［19］97。相对而言，后台就是给予“前台”的一个“舒适区”，一个具有张力的世界。

而当我们转向社交网络，转向短视频平台，这里的“前台”和“后台”又将是如何呢？又是如何影响个体在网络中的生存状态呢？

在戈夫曼看来，日常生活中个体虽然置于“前台”，但因人与人之间是面对面的，所以前台易于选择而难于创设，即我们的伪装不一定是完美的，会因无意姿态而“流露”。此时的“前台”更为真实，也有助于个体认知：“无论在何处，每个人总是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自己在扮演一种角色……正是在这些角色中，我们互相了解；也正是在这些角色中，我们认识了我们自己。”［19］17但在短视频中则不然，个体在短视频中所呈现的则是精心包装过并无可挑剔的，比如短视频中提供种种特效形式，用户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美颜”“滤镜”等改变外在特征如面貌、身材等从而设定形象，遮蔽缺陷，甚至以往难以控制的眼神和微表情都可以依靠反复剪辑视频使其藏匿于手机屏幕前，从而最终为“前台”的自我设定一个身份。而这个身份只要个体愿意并随时可以更改，因为这一切只需一个手机，一个ID就可以。在网络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弱化的、松散的，个体不必为角色“崩溃”而承受过多压力，此角色“崩溃”只需再设定一个即可。久而久之，个体会陷入社交幻化状态迷恋于“精心设计的理想自我”，并渐渐造成自我迷失。

此外，按照戈夫曼的理论，虽然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身份，但仍有后台的释放，有“舒适区”。而以自媒体出圈的短视频，却不同于以往，网络的开放性同时意味着可塑性，随之也必定带来风险。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曾就现代性引发的“隐私”与“卷入”作出阐述：“就现代性嵌入我们生活中的安全与危险的平衡而言，再也没有什么‘他人’存在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20］在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算法化社会更是如此，便捷的方式“有图有真相”，人们随时随地都能拍摄素材，个体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别人的风景”，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隐私也在不断被侵犯，属于个人的“后台”不断被搬到“前台”且无任何过滤，这无疑会引发个体的焦虑，身处于社会之中彼时都怀揣着担忧踟蹰前行。

（三）个体之沉溺

“在人机互动的信息世界中，人类的每一个动作都会留下可以被数据化的痕迹……这些历史行为信息既是数据采集分析维度的构成要素，也是机器深度学习从而变得‘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的秘密武器。”［21］因此，当依托于个性化算法推荐的短视频带着用户“发现”世界的时候，他们便已身处于信息海洋中。根据统计：2019年仅一家视频应用，每日活跃用户数超过3亿，共上传120亿条短视频。以每条视频时长1分钟计，一个人不吃不喝不睡觉，看完全部120亿条短视频，需要2．2万年。所以网友戏称：“抖音5分钟，人间一小时”；“一入抖音深似海”……这正是对短视频海量性且无边界性的最形象比喻。短视频的丰富、即得满足了网民追求多元、高效的需求，同时视听化的形式让网民有更好的感官体验——舒缓、安慰、治愈日常生活的烦琐。但常浸于此，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感官娱乐成为唯一内在需求，从而忘却一切目标，造成自我沉溺和个性沉沦。“刺激与厌倦的交替，以及对新奇事物不断的渴求，而新奇事物是层出不穷的，但又迅速被遗忘。没有前后相继的持久性，有的只是消遣。”［22］过度地刷着视频，完全沉溺于感性娱乐，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感觉中的幸福”，却不能带来真正“幸福的感觉”。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曾言：“世界的精神太忙于现实，所以它不能转向内心，回复到自身。”［23］这主要反映的是物质生活对人的精神生活挤压、逼仄，但若网民终日沉湎于感性刺激的娱乐，一切的价值、信仰或个体崇高的理想也会逐渐丢失，而心灵会不断地被空虚感充斥，“‘失去了主要动力’的人们无所事事，而在精神上人们却更加‘疲惫’”［24］。这也是缘何社会上佛系文化、丧文化和腐文化等青年亚文化流行的症结之一。短视频虽然给予了他们过多的宣泄体验，却并没有慰藉他们真实的焦虑和烦恼。

此外，一些老年人也面临此情况，前文提及过老年人已成为短视频使用增速最高的群体，仅2020年5月，受调查的中老年人人均月使用快手、西瓜视频、抖音的时长分别约为800分钟、1000分钟、1500分钟［9］13。老年人沉迷短视频已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备受舆论关注。在知乎上，“父母沉迷短视频”“沉迷短视频的爸妈们”这类主题的帖子有很多，子女们的留言都透露出对父母健康情况、精神状态的隐忧。

简言之，对待技术发展，我们要秉持“健康的怀疑精神”，对于尚在发展初期的短视频亦是如此。不良短视频、不善用短视频、过度依赖短视频都会影响个体在网络中的生活质量，因此需优化生活方式。

四、以网络美好生活建构为中心的规制引导

如前所述，短视频有赋能美好的一面，同时也有失范的一面，所以亟需加以规制引导，建立个体自觉、平台规范、政府监管的协调体系，从而共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网络生态环境。

首先，个体是短视频的制作者、参与者，就应该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负责，在谋求人的价值满足和彰显的同时，要主动承担起媒介宣传和引导的责任，以继承传统文化精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为己任，决不制作、传播不良视频。此外，还需保持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判断，尼尔·波兹曼曾说过：“他（阿道司·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快乐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25］。个体的感官满足，需以网络生活自适和美好体验为依归，而不是过度沉迷于视觉狂欢之中。同时，还需秉持监督维护意识，对不良短视频形成常态化的监督。

其次，“平台是一个没有固定供需结构的多边市场体系，是各种生产关系以及离散化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孵化器。”［26］网络短视频源于技术生产，受资本驱动，但任何技术的发展，最终指向都是人的发展，这就需要平台处理好人与技术、价值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要避免因“技术理性的异化”和“经济理性的泛滥”造成的主体性价值的消弭。此外，平台要进一步加强社会责任，如短视频发布者准入宽松和管理不严，给予用户失范的机会，这就需要各短视频平台完善审核体系，从而构建美好的短视频生态圈。

最后，短视频的更好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监管。作为一种新样态，目前相关的监管机制在不断健全，同时网络空间监管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也需要各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对发布虚假、侵权、不良视频者进行严厉处罚，净化短视频网络环境，给用户一个美好的生存空间。如2018年8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拳整治了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中的有害视频，深度清理了相关的应用和帐号，严肃追究了相关网站责任人的责任。2018年国家出版总局也开展了“剑网2018”行动，此行动对15家短视频平台进行了整改。《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业务分类目录（试行）》《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序的通知》《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等相关的政策文件的实施，为规范短视频提供了政策依据。

结 语

梅罗维茨说过：“不同媒介对控制有着不同的潜力。不能广泛传播的、或者需要特殊编码和解码技术的媒介很可能会被上流社会所利用，他们有时间和来源获得这些媒介；相反，如果一种媒介很容易被普通人接触到，它就会被民主化。”［27］显而易见，短视频就是典型的“被民主化”的媒介。它在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关于“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成为现实，短视频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体现了日常生活符码化的美学特征，让更多的个体“被看见”，让更多的阶层共同体验网络的美好。这些体验包括情感体验、审美体验、道德体验，从而完善自我，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但同时亦需注意到不良短视频造成的不良影响，应给予关注，并应正确导向。

加尔布雷斯在《美好社会》一书中曾对美好社会定义为“可行的社会，而非完美无缺的社会”［28］。这里所言的“可行的社会”，是指这个美好社会通过努力建设最终是可以实现的；而“非完美无缺”，则是指这个社会是发展的，且又是逐步完善的。本文认为，网络美好生活的建构亦是同理。随着智能社会的到来，人们对网络的依存度更高，与网络的黏合度更紧，随之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但这也正是我们建构网络美好生活的旨归——因为网络美好，终将“触”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