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刚 罗卫东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310058）

一、引 言

虽然通常被视作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但约瑟夫·熊彼特留下的思想遗产实际上丰富而多元：在经济学领域，他被视为经济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等的先驱；在管理学领域，他被视为管理创新的思想来源；在政治学领域，他是精英民主理论的重要开创者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他的经济社会学思想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等等［1］［2］前言14。上述评价都是从单个学科视角各取所需，很容易使读者认为熊彼特思想的各部分之间是割裂的，缺乏整体性。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初版序言中，熊彼特曾写道，该书是他将自己四十多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的大量思考、观察和研究统一起来的尝试［3］9。纵观熊彼特整个学术生涯，笔者认为，熊彼特一生思考的主题并非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兴衰过程，社会主义只是其中最后一个环节。保罗·斯威齐为熊彼特的论文集《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所写的导言也确证了这一点。斯威齐认为，熊彼特的主要著述围绕资本主义这一主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帝国主义与社会阶级》所收录的两篇最初以德语发表的文章《帝国主义社会学》（1918—1919年）和《相同种族环境中的各种社会阶级》（1927年）探讨了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①实际上，熊彼特另外一篇最初也是以德语发表的文章《租税国危机》（1918年）也较多涉及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这三篇文章后又一起收入由斯威德伯格编辑出版的熊彼特论文集《资本主义经济学及其社会学》。本文中的引用均出于此书。，《经济发展理论》（1911年）与《经济周期》（1939年）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典型发展特征和过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讨论了资本主义的衰亡［4］121。就此视角而言，本文赞同哈里·达姆斯的观点，即熊彼特不应再仅被视为一位经济学家或是社会学家，而是社会思想家，因其论域超越了当前学科界限，旨在理解具有历史重要性的大规模社会变迁背后的逻辑［5］456。当前国内虽然也有若干对熊彼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思想的讨论，但大多集中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以及资本主义衰亡论，缺乏资本主义整体兴衰过程视角的讨论①例如，孟捷《熊彼特的资本主义演化理论：一个再评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87-94页）一文更多着眼于熊彼特的演变动力模型，对其内在逻辑有效性进行评价；陈振汉《熊彼特与经济史学》（载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0-602页）一文虽然讨论了熊彼特早期的社会学论文，但并未将其与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关联起来。。本文拟在此方面做一补充，以展现熊彼特思想的整体性，并为我们当前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在为1946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所写的“资本主义”词条中，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兴起、发展和衰亡的整个过程做了纲领性总结。在该词条中，他明确将资本主义（主要是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早期资本主义、重商资本主义、全面资本主义和托拉斯资本主义四个阶段［6］。本文接下来将在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内涵和本质特征界定的基础上，以上述四个发展阶段为经，以熊彼特相关著作中关于各阶段特征及其背后机制、原因的分析为纬，梳理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整个兴衰过程的讨论；最后将对熊彼特关于社会变迁的总体看法或“构想”予以总结和评述。

二、资本主义的本质：创造性破坏过程

资本主义涵括诸多面向，观察视角不同，就会给出不同的定义。熊彼特是从制度视角做出界定：资本主义是商业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商业社会中，生产手段为私人所有，生产过程由私人契约调节。资本主义则是在商业社会的基础上增加了信用创造［3］257［7］223。从此定义出发，熊彼特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独特之处。

在本质上，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演变的形式，它持续从内部对既有经济结构进行破坏，并同时创造出新的结构。这个在经济活动内部自行发生的、质的变化过程即“创造性破坏”，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3］146-147［8］70-71。创造性破坏或发展过程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创新。熊彼特认为，就经济运行而言，生产是主动的、先发的，而消费则是被动的、后发的和适应性的，因此在分析创新过程时，只需关注生产领域即可［8］72-73。生产创新就是创造出生产材料和生产力的新组合，或者更为严谨地说，是创设出一个新的生产函数。从这个角度来看，创造性破坏过程就是新的生产组合通过市场竞争淘汰旧的生产组合［8］73-74。

生产创新具体由企业家来实现。不同于日常理解，熊彼特笔下的企业家是功能性而非角色性的：企业家并非指企业管理者或所有者，而是指履行生产创新职能的人，无论这个人在社会中具体承担什么角色。要能够履行这种职能，就个人特质而言，企业家必须是一个“智慧和意志的巨人”，具有抓住机会的卓越能力［3］93，99。这种特质就是企业家精神。就动机而言，企业家之所以进行生产创新，并非仅仅是满足个人需要和积累财富，而更多源于他们独特的心理品质——他们强烈渴望在工商业领域获得成功，具有征服和战斗冲动，享受创造的乐趣本身［8］103-105。这些特点使得企业家更像是商业世界的“骑士”而非“经济人”，虽然其直接目的是赚取利润，但最终追求的是荣耀而非财富本身。

企业家在进行生产创新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所使用的是既有的生产手段而非闲置或新增的生产手段，即将旧生产组合中的既有生产手段应用于新的组合。这意味着企业家在生产创新之前就要获得对这些既有生产手段的支配权。对此要求，资本主义提供了不同于其他社会形式的独特方法——信贷制度。信贷制度使所有创新努力获得同等的实现机会，而不受限于创新者之前的财富积累。信贷的提供者就是资本家，他们为企业家创新提供资金，使得生产创新成为可能［3］75-77。

三、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如前文所述，对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过程而言，创新、企业家和信贷这三个互相关联的因素最为重要和根本，可被视为熊彼特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三大支柱［9］76。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兴衰过程的考察也主要围绕这三个因素展开。

（一）早期资本主义

由于将信贷视为资本主义的独有特征，而创新和企业家则在其他社会形态（无论是原始部落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都有出现，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应该以信用创造的出现为标志［7］223-224。基于此标准，熊彼特将其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代，因为当时已存在银行家、面向市场的作坊和国际贸易商人等资本主义要素。在西罗马帝国衰落后战乱纷起的封建时代，这些要素依然没有消失，与后来的全面资本主义时期相比只是存在技术和重要性上的区别［6］189。

中世纪的主导生活模式是战争，因而是一个军事社会和军事文明［10］297。根据熊彼特的阶级理论，社会中某一阶级的整体兴衰取决于该阶级所承担的社会职责的本质和重要性，以及该阶级是否成功地履行了其职责［10］294。以此标准揆诸历史，在14世纪末之前，欧洲社会中的主导阶级是承担军事职责的封建贵族，其社会地位一直处于上升过程。而在14世纪末之后，战争的重要性降低，从主导生活模式退化为一种紧急状态，封建贵族也就因此丧失了为其社会地位而战的机会，他们的军事职能逐渐由雇佣兵替代。去军事化进一步使得贵族阶级专注于其他利益，越来越远离其基本职责，他们的社会重要性由于基石被侵蚀而持续衰落［10］303。通过把他们凭借早期成功履行军事职责所占有的政治、经济资源等私产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职位的私产化、土地财产权的私产化和个人的私产化），封建贵族阶级从原来的军事政治家和军事管理者转变为贵族生意人，丧失了原有的独立地位，其阶级地位需要凭借君主的恩赐与保护才能得以维持［10］300-305。此时贵族虽然在社会上仍承担了许多重要职责，他们的法律地位依旧，传统封建制度仍在延续，但熊彼特认为这些都只是假象，贵族的权力实际上都是由君主赋予的，他们的社会重要性已经大幅衰落［10］299。

与此同时，封建君主由于管理失当、奢靡消费以及军事开支攀升等原因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10］149-150。财政危机一方面导致了以公共税收为重要特征之一的现代国家的出现，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经济事务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后一个因素赋予了资产阶级社会必要性，促进了其发展。随着在经济事务上的成功，资产阶级开始逐渐取代封建贵族阶级的社会主导地位。这一阶段，资产阶级最重要的活动是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这些贸易往往是为了满足君主或教会高层的财政需求，而后者则授予资产阶级在矿藏开发、贸易等方面的特许权作为回报［6］190。在这个过程中，资产阶级也逐渐获得了更多的财产自由和借贷自由，并创造出了越来越多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制度，如股份公司、商业票据和股票交易等。至少在一些先发地区，这些现象到16世纪中期时就已较为普遍［6］190。

（二）重商资本主义

16世纪中后期至18世纪是重商资本主义阶段。但是直至18世纪中期之前，资本主义仍如零星的孤岛，只能借助外部因素间接地展现自己的力量［10］227。资本主义因素所占比例越小，作为其本质的创造性破坏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小，而其他外部因素的作用则越大［7］224-225。重商资本主义就体现了这种特征。

这一阶段经济的整体特征是“持剑经商”。具体来说，面对新兴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君主为了扩充军备、提升国力，普遍采取重商政策以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6］192。然而，在熊彼特看来，资产阶级基本上都是和平主义者，在国际关系上也是如此，因此资本主义本质上倾向于和平、反对帝国主义［10］231-233。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经济上的民族主义和政治上的激进好战并非其内在逻辑的展现，而是外部因素干扰的结果。

外部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君主和贵族的好战本能［10］219-223。这一时期，封建专制强权尚未完全衰落，并且为一个重要的偶然因素即美洲金银的大量流入所延缓，这些金银使得封建贵族有了新的财富以达成自己的利益和政治目标，维护封建传统［6］192。面对此形势，资产阶级一方面想要获得君主的保护以对抗残余封建贵族势力的剥夺，另一方面又试图从政治斗争中获取特殊利益，主动或被动地担任君主的权力工具，成为重商主义扩张政策的主要推动力［6］192［10］247。归根结底，重商资本主义是经济沦为政治斗争武器的结果。

（三）全面资本主义

直到18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才开始形塑社会，成为主导性力量，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式——全面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盛行了大约一个世纪，即从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爆发至19世纪末，以1873—1897年的经济萧条结束［6］193。从这一阶段开始，资本主义内在的发展逻辑才真正展现出来，主要表现就是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熊彼特认为，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本质逻辑即创造性破坏的外在表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采取的方式本身。经济周期之于资本主义就如同心跳之于生命体，其根源也在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7］v［8］239。具体而言，熊彼特认定，无论一般的才能还是像企业家精神这样特殊的才能通常都无法继承，而是根据正态曲线随机分配［10］314，再加上一个或少数企业家的出现会为其他企业家消除创新障碍从而激励更多企业家的出现，所以企业家或者创新并非均匀连续地出现，而只能不连续地、成群成批地出现［8］253-255。既有经济体系对创新进行吸收并与之相适应需要一个特定的过程，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就导致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8］256-257。创新引起的经济结构的“革命”和对“革命”成果的吸收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经济周期或经济长波［3］147，n1。因此，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发展自然的也是必然的结果。

基于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统计分析，熊彼特认为在全面资本主义时期共出现了两次长周期或长波：第一次是从18世纪80年代末至19世纪40年代初，波峰是在1800年左右，主要创新是蒸汽机；第二次是从19世纪40年代至1897年前后，波峰是在1857年前后，主要的创新是钢铁机械化和铁路化①熊彼特进一步将长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在《经济周期》第6和第7章他分别对这两个长周期及内部发展阶段做了详尽的历史考察，此处不赘。另可参见孙梁、韦森《重温熊彼特的创新驱动经济周期理论》（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5-21页）一文的详细梳理和分析。［8］297-298。

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在经济上获得的巨大成功同时给资产阶级带来了政治上的权力。但严格来说，在许多国家中，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仍没有获得实际统治权。即便如此，统治阶层即传统封建贵族仍然支持资本主义的利益和文化，并成为其代理人，实施符合资本主义利益的社会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反过来又进一步促成资本主义的成功［10］249。因此，这一时期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政策是自由主义的，如自由贸易、和平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尊重和民主等［6］193。

（四）托拉斯资本主义

这一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全面阶段以后所经历的第三次长周期而来。这次长周期始于1898年开始的经济繁荣，波峰在1911年前后，之后就进入衰退和萧条阶段，间或有短暂的繁荣，主要创新是电气、化学、汽车和橡胶工业等的发展①哈格曼指出，第三次长周期约在1948年结束。在此之后又出现了两次长周期：1948至1995年间由原子能、电脑、机器人等创新引发的长周期，1995年至今尚未结束的由信息通信技术、生物技术等创新引发的长周期。具体参见[德]哈拉尔德·哈格曼《熊彼特论资本主义发展、创新及经济周期》，马媛媛译，载《经济思想史评论》2010年第1期，第81页。。在经济上，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企业的集中与股份制大企业的出现，并由此与全面资本主义时期区分开来。基于此特征，熊彼特又将这一阶段称为“托拉斯资本主义”，而将前一阶段称为“竞争资本主义”②熊彼特同时还列出了托拉斯资本主义的若干同义词，并在不同语境中交替使用，如组织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规制资本主义（regulated capitalism）、管理资本主义（managed capitalism）。［11］362。

在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创新主要通过新创立的中小私人企业来实现，企业家精神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11］384。进入托拉斯资本主义阶段后，创新不再依托于中小企业，而是被纳入了大企业的日常运作流程，成为企业内部研发部门的职责，可以被管理者理性地予以规划，最终导致“经济生活的科层官僚化”［6］208。同时，创新日常化带来新商品不断涌现，人们对新事物习以为常，从而导致企业家人格和意志力的重要性降低。此外，大企业还会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使得社会对企业家职能的需求进一步缩减。这样总的结果就是经济发展逐渐与个人无关，企业内部行政机构的理性计算取代了企业家富有个人特色的想象力，企业家精神衰落［3］211-212［11］384-385［12］326。需要注意的是，熊彼特只是认为大企业会造成由企业家主导的创新方式的消失以及由此带来的企业家阶层的衰落，并非创新本身的消失。相反，大企业的垄断地位会为企业提供保护，使创新得以可能［3］171。例如，由专利权或垄断策略获得的独家卖主地位可以为企业提供市场保护，以保证企业获得执行长期创新计划的空间。

从社会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上看，托拉斯资本主义阶段也逆转了之前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对资本主义的肯定态度和发展趋向，重新呈现出重商资本主义阶段的若干特征，如保护主义的回归、国家之间的敌对和军备扩充、公共支出和税收的增加、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更多规制、政治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浪潮的不断兴起等［6］195。因此，熊彼特也将资本主义第三次长周期称为“新重商主义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视为对前一时期的反叛［7］398-399，696。而所有这些发展都是托拉斯在保护性关税庇护下形成的垄断利益，与前资本主义的专制国家所遗留下来的其他结构元素、组织形式、利益协调和国民态度等结盟的结果［10］234，252。

（五）资本主义的成就

熊彼特认为，自18世纪末期取得主导性地位以来，资本主义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首先体现在其经济成就上，特别是在提升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方面。熊彼特认为，就评价一个社会制度来说，关键要看社会下层民众生活的改善程度，而非中上阶层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依此标准，他形象地评价道：“资本主义成就并非为显贵们提供更多的丝袜，而是使丝袜的价格低到工厂女工买得起。”［3］126而且，进入托拉斯资本主义阶段后，这种改善最为明显，大企业是这种进步“最强有力的引擎”［3］145，176。

资本主义除了带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之外，还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特别是推进了理性化思维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熊彼特只是认为资本主义通过两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推进而非带来了理性化思维模式的扩展：第一种方式是资本主义将货币单位转变为理性成本—收益计算的工具，使得这种计算通过数字变得清晰、具体和明确，从而强有力地推进了企业的理性化过程，进而使理性化思维扩张到宇宙观、人生观等。第二，资本主义还产生了理性化的人和手段，也就是说，由于资本主义主要以经济成就为评判标准，无视固有的社会阶级界线，因而能够将具有才能和抱负的人吸引到此一领域［3］198-199。

理性化思维使得人们“质疑所有关于自己、社会结构、国家、统治阶级的一切。此一过程的印记铭刻在现代文化的每个面向。正是此一过程，解释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特质”［10］229。其具体表现是，与理性化过程相伴随，资本主义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现代文明的其他特色和成就，如现代科学技术、医药卫生、艺术和生活方式、个人主义民主、和平主义国际秩序等［3］202-205。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的副产品。

综合而言，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制度无疑是成功的，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将自己扩展成为“一种价值体系，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文明”［3］31。

四、资本主义的未来：自我衰亡

进入托拉斯资本主义阶段后，由于企业家精神的衰落，资本主义内在发展逻辑的主导地位也逐渐削弱。与竞争阶段相比，熊彼特认为此一阶段中资本主义的整个结构，包括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和社会基础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基于这些变化，他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了与马克思类似的预测——自我衰亡①资本主义自我衰亡论是熊彼特持续终生的一个论题，斯威德伯格详细梳理了这一主题在熊彼特思想中的发展过程。在1949年的一封信中，熊彼特写道，若有机会重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将增加若干使得西方资本主义正加速走向社会主义的因素。参见Swedberg R.，“Can capitalism survive？Schumpeter’s answer and its relevance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33，No.2（1992），pp.350-380。。

首先，在经济上，如前所述，进入托拉斯资本主义阶段之后，在大企业内创新可以通过理性计算而加以预期和控制。除此之外，随着理性化思维模式的发展，“我们愈益准确地学会怎样去理解自然的和社会的世界，我们对事实的控制就愈益完全；能对事物进行简单计算——并且的确是迅速的和可靠的计算——的范围随着时间流逝和逐渐增加的理性化变得越大”［8］95，企业家职能的重要性就越是降低。这两个因素相互加强，经济发展对企业家职能的需求逐步减少，企业家精神衰落。这最终会导致企业家及以其为依托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

其次，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来说，封建制度同时充当两种相互矛盾的角色，既是束缚，又是保护层。从资产阶级最初崛起之时，二者就形成了共生的社会结构并延续下来：资产阶级为传统封建贵族提供经济支持，而封建贵族则为资产阶级提供政治保护［3］220。因此，资产阶级甚至在全面资本主义时期仍没有获得实际统治权。但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不仅会破坏采邑、村落和手工业行会等传统封建经济制度和组织，还会瓦解土地贵族、乡绅和神职人员的政治经济特权，使得自己的保护层最终解体［3］214-215［10］253。

再次，现代股份制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的挤压会侵蚀私有财产和自由契约的基础，使得资本主义失去制度基础。在股份制大企业中，实体财产被股票所替代，改变了传统的私有财产概念。具体参与企业经营的管理人员只是从雇员的角度行事，很少会将自己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视为一致。形象地说，就是托拉斯资本主义以“一包股票代替工厂的围墙和机器，夺走财产这个观念的生命力”，使得企业经营者的价值观和责任观发生了深刻变化［3］224，244。此外，个人能够自由选择订立的、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个别契约，被非个人的、科层官僚化的、只具有有限选择自由的契约所取代［3］223-224。

复次，文化上，资本主义会衍生出一种自我批判的心理结构。熊彼特认为，即使资本主义以巨大的经济成就来为自己辩护，也很难得到道德和文化上的认可。对资本主义的成就要从长期看才能做出较为准确的评判，可民众往往是短视的。因此，民众实际生活水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断提高也无助于减少民众对其的不满。当然，民众的不满情绪还不足以产生反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敌对状态，文化上对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其实来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虽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副产品，由其“造就、教育和资助”，但他们掌握了话语权，以批判社会为主要工作并从中获益［3］229。现代高等教育的急剧扩展带来的失业会扩大知识分子群体的队伍，这些对资本主义不满的知识分子加入劳工运动，为后者提供理论支持，威胁资本主义的运转。他们甚至还渗透进入政府机构，制订出敌视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

最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会导致资产阶级群体本身的衰落。企业家创新带来的收益是资产阶级收入的主要来源，成功企业家及其家族也是使整个资产阶级保持活力的新鲜血液［10］291，306。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企业家生存空间的挤压，会直接导致资产阶级的衰落。同时，资本主义理性化思维的发展会瓦解传统家庭观念，使得资产阶级不愿意再为家庭和子女做出牺牲，不愿再生育后代，从而减弱了他们获取利润和增加储蓄的动机［10］414-422。此外，资产阶级后代所受教育主要来自知识分子，这将使得他们接受后者对资本主义的敌视态度，丧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认可。

上述五个方面的变化都会不同程度地导致资本主义的衰亡，而且，这些变化都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孕育和滋养起来的。因此，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内部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3］251。

而就资本主义衰亡之后将走向何处，熊彼特再次提出了和马克思类似的观点，即社会主义①除社会主义之外，熊彼特还提到过资本主义衰亡之后的另一种可能——法团主义。但除了零星几次提及之外，熊彼特并没有对此一可能展开详细论述。参见Swedberg R.，“Can capitalism survive?Schumpeter’s answer and its relevance for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同前，p.350。。虽然无法准确预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具体时间和路径，但熊彼特坚定地认为这必将会实现。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可行性这个问题上，熊彼特即便受到奥地利学派的早期中坚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等的重要影响，有时还被归于奥地利学派，但在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中他完全站在了支持社会主义的一方，认为社会主义不仅可行，甚至比资本主义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②Willem Keizer认为熊彼特为社会主义的辩护混淆了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也未能理解哈耶克的“信息”或“知识”的“发现”与“默会”特征。Keizer将熊彼特的立场归为他对瓦尔拉一般均衡模型的非理性崇拜，甚至认为熊彼特的这种立场拉低了对他经济学贡献的评价。参见Keizer W.，“Schumpeter’s walrasian stand in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in Keizer et al.（eds.），Austrian Economics in Debate，New York：Routledge，1997，pp.80-90。［3］265-282，294-301。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未来和社会主义前景的上述观点使得他在20世纪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独树一帜，内森·罗森伯格由此评价他为其中的最为激进者。［13］47

五、熊彼特对社会变迁的“构想”

前述对资本主义兴衰过程的梳理表明，熊彼特以创新和企业家理论为核心，辅之以独特的阶级理论、财政社会学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等，力图对资本主义的兴衰过程做出一个融贯的解释③熊彼特对自己理论的跨学科特征有着明确的方法论自觉。在《经济发展理论》的开篇，他指出社会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研究者将其区分为经济、社会、政治等部分（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何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页）。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需要调用和综合不同学科的理论予以解释。。而引导熊彼特做出这些具体分析的，是他关于社会变迁的若干“构想”（vision）。熊彼特指出，对任何社会现象的分析都需要一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即“构想”作前导，为分析工作提供素材［14］70-71。当分析对象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时，相应的“构想”就会为研究者提供关于社会变迁的总体观念，并大致表明变迁的组成部分及其相互作用［15］526。以下将对熊彼特的这些“构想”予以探讨和评论。

（一）社会变迁的基本特征：演变而非突变

熊彼特认为，社会变迁是由无数的小的变动和事件积累而成，因而是一个连续但缓慢的过程，中间不存在跳跃。所有的变革都只是之前微小变动的总和性结果。熊彼特在著作中多次表达了这种 演 变 观［3］31［6］189［7］227。由于社会变迁的这种演变特点，很难对不同时代做出清晰的时间界定和区分［7］227。

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和衰亡时熊彼特都强调了这一点。在论及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时，他强调16世纪中期就已普遍出现的那些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制度中没有一个是完完全全的新事物［6］190。基于此一观点，熊彼特认为无须提出特别的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并就此批评了韦伯，认为后者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提出的是基于想象的、完全不存在的纯粹封建社会和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假问题。由于社会变迁的演变特征，并不存在封建社会里“受传统约束的个人”和资本主义社会里“机敏的逐利者”这种截然两分的情况。他们之间的不同行为模式都可以通过他们所面临的环境（特别是市场环境）得到解释［6］191［7］228。

熊彼特认为，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随着前述导致资本主义衰亡的各个因素逐步发展到某种成熟状态，即资本主义从“规制资本主义”发展为“指令资本主义”（guided capitalism），资本主义实际上已与社会主义无本质区别，二者只是名称不同而已［6］209。此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是安全和温和的，并不会引起大的社会冲突和震动［3］321-333。

（二）社会演变的基本动力：发展中孕育自身毁灭的种子

熊彼特认为，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力来自相应社会制度内部。每种社会制度内部都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它的成功发展会为下一种社会制度的出现创造条件［3］251［8］71。例如，封建贵族阶级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由私产化带来的，但私产化本身却是贵族阶级前期的成功所造成的［10］307。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托拉斯化和为资本主义所强化的理性化共同成为资本主义衰亡的主要原因。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来自内部还意味着，社会发展有自身的内在逻辑，任何单纯的历史事件都不能改变社会历史的长期发展趋势，更多只是阻碍或者促进由内部动力所决定的演变步伐。这种观点甚至使得熊彼特带有某种决定论的倾向，即“人类没有选择的自由”［3］33，208。

熊彼特认为，“自我毁灭”这一构想是马克思的伟大成就［3］96。熊彼特沿用了马克思的这种构想，但在具体的分析环节替换上了自己的内容。但本文认为，熊彼特的分析并不充分。熊彼特认为成功创新会使某些企业占据市场垄断地位，并获得垄断利润。但这些企业同时不停地面临“创造性破坏的风暴”，很难长期保持垄断地位［3］147，155。即使这些企业能够通过专利、价格操纵等方式长期维持其垄断地位，熊彼特还是未能说明，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全面资本主义阶段，创新成功导致的垄断为何未能导致大企业出现，而是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成为普遍现象。就此问题，钱德勒受到熊彼特的启发，详细考察了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的大企业现象，认为大企业的出现是市场和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所发生的根本性改变在企业组织方式上的反映［16］440。而朗格卢瓦则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技术特征的转变，现代企业出现了一个去科层化的趋势，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再次回归［17］85-103。因此，单纯强调创新使得熊彼特既没有充分解释大企业的出现，也没有预见到大企业可能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点。

（三）社会演变的形式：诸领域的非同步变迁

熊彼特认为，如果将一个社会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这些不同领域的变迁并非同步进行。在这点上，熊彼特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形成了对照。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结构是其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反映。但在熊彼特看来，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和政治文化结构能够共生。社会的结构和类型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很长时间，难以改变［3］55。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和社会群体的实际行为往往会与根据其生产关系主要形式所推断出的行为不一致，或者用熊彼特自己引用的一句古语来说，实际上“逝去者一直在控制着在世者”［10］253。

这种“控制”最典型地体现在熊彼特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上。熊彼特认为，政治和外交需要的才能气质不同于经济活动：经济活动需要的是理性计算，而政治和外交则需要神秘的魅力和高贵的气度。这种魅力和气度是政治统治的基础，只能体现在传统封建贵族身上［3］219。因此，资产阶级无法承担国家的政治与外交职能，需要封建贵族在这些方面为其提供保护。但这种保护并非没有代价，资产阶级将或被动或主动地迎合封建贵族的好战本能，表现出帝国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无论是在重商资本主义还是新重商资本主义阶段，都并非资本主义自身发展逻辑的结果，而是一种“返祖”现象［10］226-227，252。

熊彼特关于帝国主义是一种“返祖”现象的观点主要是针对鲁道夫·希法亭［10］179，241-242的，后者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必然会做出的政策选择①博托莫尔认为，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熊彼特赞同希法亭，这实质上是误解了熊彼特。参见[英]托姆·博托莫尔《现代资本主义理论：对马克思、韦伯、熊彼特、哈耶克的比较研究》，顾海良、张雷声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博托莫尔所引用的用来证明其观点的那段话，实际上是熊彼特对希法亭观点的总结，并非熊彼特本人观点。参见[美]约瑟夫·熊彼德《资本主义经济学及其社会学》，理察·斯威德柏格编，蓝元强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242页。关于希法亭对熊彼特的影响，可参见Michaelides P.G.&Milios J.G.，“The Schumpeter-Hilferding nexus，”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Vol.25（2015），pp.133-145。［18］97-99。根据熊彼特的解释，资本主义的存续需要封建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共生，而好战又是封建贵族的本能，这实际上还是表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难以摒除的一种内在倾向，不过在希法亭看来这种倾向是显性的，而在熊彼特看来是隐性的，只待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让其显现。这同时也反映了熊彼特关于托拉斯资本主义阶段分析的一个内在矛盾：如果托拉斯资本主义呈现出新重商主义特点，那么表明其封建保护层依然大体完好，但这两个现象并不会同时出现在资本主义晚期。

熊彼特关于社会诸领域非同步演变的观点，归根结底来自其背后所隐含的一种功能论观点。在他看来，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不同领域各自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和所承担的功能不一样，这些功能的成功发挥所需要的个人能力与心理特质也不相同。由于这些能力与心理特质不会同时集中出现在单一社会群体或阶级中，因而无论什么社会制度，其若要运行良好，都需要不同功能群体或阶级的相互配合与补充，“共生”发展。从此角度来看，熊彼特对社会主义的分析在逻辑上是有缺憾的：他并未指明社会主义所要满足的是哪种功能需求，以及无产阶级与此种功能实现之间的关联。在他笔下，社会主义似乎只不过是一个扩大至国家范围的现代超大型科层官僚制企业。

六、结 语

在《经济分析史》开篇，熊彼特主张经济分析的技术应包括四门基本的学科：经济史、经济统计、经济理论和经济社会学［14］28-41。当前经济学的发展与他的这一主张相去甚远，因而后者也经常被引用来批评前者。然而，这一主张只有和熊彼特的另一个论断即“实际上所有经济学文献都是在讨论资本主义这一问题”［6］209相结合，才能获得更为清晰和准确的理解。本文的梳理也表明，熊彼特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增进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他以创新和企业家理论为核心，根据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特点，运用上述四门学科的相关知识，力图对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做出前后一贯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也是创新及其承担者企业家的作用和角色变化的历史。因此，熊彼特才会将创造性破坏作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性事实，认为它“一方面说明了个人和家庭在经济上和社会上上升和下降的过程……同时也说明了一整个系列有关经济周期、私人财产形成的机制等其他的现象”［8］74。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探讨展现出了超越当前学科界限的宏大视野和整体特征，应被视为社会思想家。在熊彼特之前，以资本主义整体发展为核心论题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主要有两位，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19］8。

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分析及其背后关于社会变迁的“构想”也与他们有着各种关联。例如，其关于社会演变基本动力的看法承袭自马克思，但关于社会演变的形式又与马克思相左；韦伯和熊彼特都强调资本主义发展与理性化紧密关联，但又对理性化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乃 至资本主义的本质看 法迥异［3］311［10］281［20］116；三者都认识到了大企业的出现对资本主义的巨大影响，然而对这种影响的方向和方式则评判各异［21］874［22］114。它们之间的这种家族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契合了熊彼特在论及韦伯时提到的对一流学术作品的期望：“只有二流的心智才能接受那种作为学派特征的‘派系路线’。每个最高品质的作品，都是尽可能地兼顾所有学派在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各种要素。”［10］262

对熊彼特就资本主义兴衰观点的考察，也并非仅仅是为了厘清熊彼特思想本身。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进行集体学习时强调，当前世界格局的变化“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虽然止于20世纪50年代，但他对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演变过程等的诸多洞见及其思考方式，仍然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