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泓

（成都大学旅游与文化产业学院，四川成都 610106）

1 农民工与当代乡村发展困境

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的动力和主力军，由于城市化对于农村人力资源的高度集聚，导致了城乡关系的失衡，使乡村发展陷入困境，高素质劳动力的外流使农业发展缺乏人力资源的支撑，留守群体问题成为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顽疾，传统的乡土文明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逐渐瓦解。

1.1 劳动力外流与农业生产危机

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材料，为全社会提供生存必需的粮食。因此，农业生产必须在满足上述需求的基础上，才能出现剩余劳动力，进而实现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如果农业生产效率没有保障，盲目进行劳动力转移，则会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进而危及工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流动的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转移出去的都是农村高素质的主要劳动力，“学者和政府把农村劳动力往城市流动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所谓‘剩余’劳动力，大多是农村人口中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人，是新型农业生产发展最需要的人”[1]。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造成农村劳动力奇缺和劳动力素质下降等，影响了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以及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55岁及以上的超过1亿人，占33.6%。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农民工就业环境逐步改善，工资收入逐步增长，就业的稳定性和安全感不断增强，加之城乡收入的差距等因素，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意愿日益强烈。鄙视农业、厌弃土地成为农村普遍的社会心理，弃耕厌耕情绪蔓延，大面积农地被抛荒。青年农民的流出逐渐改变了农村的生存方式，这种转变的代际传承致使农业后继乏人，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渐瓦解。“农村虚空化的过程使农业生产没落了，使农村生活萧条了，使农村的脊梁给抽掉了。这个过程夺走了农村从经济到文化到意识形态上所有的价值”[1]。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抽空了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造成了农村的虚空化，危及了农村的发展。

1.2 留守群体与农村社会问题

青壮年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力，对于农村的社会结构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了谋生转移到城市打工，他们的子女、妻子、父母留在农村。留守人群构成了当代农村社会的主体，滋生出中国社会特有的留守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农村留守儿童6 103万，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9%。这个数字相当于英国的人口总数；农村留守妇女4 700万，相当于韩国的人口总数；农村留守老人约4 000万，相当于阿根廷的人口总数。全国留守人群总量达到1.4亿人，相当于俄罗斯的人口总数。面对这一问题，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到2016年，留守儿童减少到902万，留守老人为1 600万。尽管如此，留守群体相关的恶性案件频发，各种社会问题依旧严重。

留守儿童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父母缺席困境，亲情与家庭教育的缺失，埋下人格扭曲的隐患，极大地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发展，最终导致部分留守儿童及青少年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甚至走向犯罪。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妇女成为农村劳动力的主体。照顾家庭及农业生产的双重责任增加了她们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缺乏丈夫保护，更容易遭受人身与财产安全的侵害。留守老人在承担农业生产劳动的同时，还要替子女照看孙辈，面临着劳动负担、经济供养、身体健康、生活起居照料、精神慰藉等问题。

1.3 空心村与农耕文明的衰落

大量农民工离开农村直接导致了农业文明的消亡。大量外流的劳动力生活在城市，只有春节才会短暂返乡。农村常住人口稀少，出现了大量闲置的住房。农民工在城市无法定居，只能把积蓄用于在家乡的建房，这些房屋缺乏统一的设计规划，往往选择交通方便的道路两侧。这种依路而建的农村民居模式打破了中国传统村落的格局。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每天都有几十个传统村庄消失，留下来的村庄在城市化的冲击下也是面目全非。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在长江、黄河流域，具有历史、民族、地域文化和建筑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2004年为9 707个，2010年减至5 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到2016年，减少到4 153个。随着传统村落消失的还有古老的建筑、民俗、非遗等乡土文化与农业文明[2]。

以留守群体为主体的空心化村庄是当代乡村的缩影，构成乡村发展的困境。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华民族以农耕为安身立命之本，与土地血肉相连，中国文化与农耕文化、乡土文化具有同质性，中国人有着浓郁的乡土情结与家园情怀。叶落归根、告老还乡，乡土始终是中国人终极的精神寄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无数人被从土地上驱逐，乡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未来的中国人将于何处安放梦想，寻找灵魂栖息的空间？人才外流打碎了中国人的乡土梦，如何从困境中突围，重塑乡土空间，首先要解决的也是人才问题。

2 以人才战略推动乡村振兴

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实质上是农村劳动力问题。城乡差距吸引着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劳动力的缺乏阻碍了农村生产方式的更新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使城乡差距进一步加大。要打破这种循环，将农村的发展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人才是关键。以人才回流为核心，从短期的外来人才引进、中期的本土人才回归、长期的教育观念转变三个层面展开，逐步解决乡村建设的人才问题。

2.1 外来人才的引进

通过实施美丽乡村与特色小城镇建设，发掘地域特色文化资源，重塑乡村的自然人文环境，吸引外来人才的入住。

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城市病触动着人们环境意识的觉醒，使乡村成为众多城市精英向往的理想栖居地，具有文化底蕴与特色的乡村往往会成为他们的首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由于优越的自然环境与便利的生活设施，已经超越城市，对于城市居民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成为他们选择居住地的首要目标。浙江省湖州市莫干山周围农村遍布的乡村别墅，已经超过了欧洲农村，成为众多都市精英与海外游子梦中的桃花源。

农村独特的自然环境不仅成为吸引人才的资源优势，精英人才的入驻也推动了农村特色资源的开发、相关产业的发展、地域品牌的打造。城市精英阶层的入驻不仅能够提升乡村的文化品位，也能够为乡村发展带来资金、技术、文化、人脉等资源，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内在的动力与外在的机遇。一些基础设施好的乡村，通过优惠的政策，吸引城市精英阶层入驻，成为新村民，通过他们的示范效应与影响力，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乡村的影响力。如浙江省德清县的“星期天系列工程”、四川省成都市明月村的“新村民”项目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2.2 本土人才的回归

本土人才是乡村发展的主要力量，乡村对于他们具有天然的吸引力。

以回归工程引导劳动力向农村回流，创建有利于农民工回乡创业的宏观经济社会环境。外出务工的农民为受过较多教育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仅使他们提高了家庭收入，也使他们开阔了眼界，更新了观念，学到了新技能。资金技术方面的积累以及个人素质的提升，使他们具备了回乡创业的内在条件，有望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外出务工的高生活成本、中年失业的风险、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乏、安土重迁的观念，促使很多农民工回乡创业[3]。

目前，国家、地方政府在政策层面上大力引导，实施回归创业工程，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引导具备一定技能与资金积累的农民工回归，以创业带动就业。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为回乡创业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在投资导向、资金筹集、用地、用工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为推进回归创业工程提供良好条件。回归企业成为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的重要载体，促进了资金、项目、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村地区集中和就地优化配置，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回归创业不仅带回了资金、项目、技术、信息和市场，也带回了都市文明和现代观念，加快了农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更新，推动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回归工程初见成效，但相对于劳动力外流，这种回归相当有限。城乡差距的客观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农民的身份区分，使众多农村居民仍然梦想着能够逃离乡村。因此，从中期的农村发展来看，在实施回归工程、大力消除农村贫困人口的同时，应当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真正实现农民与城市居民的身份平等，增强乡村的凝聚力与吸引力，引导乡村本土人才回归。

2.3 教育观念的转变

劳动力是制约乡村发展的内在因素，劳动力外流的根源则在于现代教育观念阻断了人才向乡村的回流。

近代以来，随着新学*近代的“新学”是相对于传统的“旧学”而言的，它产生于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的大背景，受西方思想影响，又是中国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新学”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的普及，传统乡村私塾、家学等教育模式被打破，耕读传家、士农工商等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社会阶层划分也随之瓦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化对于农业的剥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对于农民的身份标记，使作为国民经济第一产业的农业、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中国广大的农村沦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农问题。从源头上看，这一难题肇始于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教育模式解体导致的乡村教育的断裂，城市对于乡村资源的吸引导致乡村人才的不断外流，城乡二元结构、现代社会的流动性阻碍了人才向乡村的回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受过一定教育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乡村最终成为大量劳动力的生产地与输出地。乡村的发展最终因为缺乏劳动力的支撑而难以为继。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至理名言，也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人生信条。在传统社会，“学”的目的或是走向仕途，最终告老还乡，荣归乡里；或作为一介布衣、乡绅乡贤，泽被一方。无论出走还是居留，最终都要完成对乡土的回归，学人与乡土的这种关系使乡村与“学”始终保持着天然的联系，乡村也因为有了“学”的文化滋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焕发出活力。近代以来，传统教育模式的解体，割断了乡村的文化命脉。现代中国的社会革命使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传统的乡村生态被打破。现代城乡的二元分割格局，限制了乡村发展，把城市打造为农村人梦想的乌托邦，逃离乡村成为农家子弟受教育的唯一目标。这种教育观念是现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它的影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目前，留守农村，致力于乡村建设并不是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培养人才的目标。相反，农村劳动力输出才是当代教育的主要导向，这种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但从长期来看，如果不转变教育观念，制约农村发展的人才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因此，有必要从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上进行引导和干预，以促进全社会教育观念的转变，为乡村振兴提供持久的人才保障，为乡村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