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婷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议题设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明晰“议题”与“话题”“话语”等相关概念之间的基本关系。议题是指“依据重要性的不同，而将相互联系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排序。”[1]

第一，议题是依据其自身重要程度而被精心构思过的话题。从外在形式上看，虽然议题与话题都是语言表达形式，但是普通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其产生的随机性强、存续时间短、影响效果较弱，对于人的思想行为与社会发展影响程度较低。相反，经过精心构思与策划的议题往往能够及时捕捉社会重大问题，助推社会热点形成，潜移默化地引导社会舆论的发展方向，让人们在无形之中按照议题进行思考与行动。

第二，议题是统治阶级意志有效传达的重要话语。“在一定意义上，议题就是话语，话语也就是议题。”[2]从个体思想表达的层面看，议题设置主体通过设置议题衍生出大量相关性的话语，继而对个体思想进行集中的表达。从统治阶级思想表达的层面看，议题是统治阶级意志有效传达的重要话语。在意识形态议题设置过程中，既非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自由地表达其观点，也并非所有的观点都可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议题。究其原因，这是由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决定的。人们通过话语获得自己的权力。作为话语本质的议题，不仅是语言交流的方式，而且是一种体现为“权力”的斗争方式与目标。对于统治阶级而言，是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议题设置权自然成为能否拥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检验指标。

一、议题设置是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有效手段

“意识形态议题设置是指国家或政党为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展现自身形象、传播社会主导价值观而进行的实践活动。”[3]议题设置理论由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提出，他在《舆论学》一书中认为新闻媒介会影响到我们头脑中的图像。正式提出议题设置理论的则是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斯维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在《大众传播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他们通过研究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对选民的影响认为，大众传播通过赋予不同的议题，以不同程度影响力的方式会影响人们对周围事件及重要性的认知。换言之，议题设置会影响人民群众思考与处理问题的方向，即“议题设置是话语建构的重要方法，是话语权的重要体现。”[4]对于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而言，全面认识并及时利用这一规律将大有裨益。

(一)议题设置是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动权的重要方式

第一，议题设置彰显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创造力。正如思想的表达离不开语言的应用，意识形态如果不能通过话语体系得以外显也不能称之为意识形态。议题与话语虽然本质上存在一致性，但话语转化为具有一定引领力的议题则必须借助议题设置这一桥梁。“问题”是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的前提之一，每个时代都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问题与争论，这些问题与争论能够顺利解决反过来也关乎时代能否前进。如果人们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非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甚至会导致意识形态话语权发生旁落。因此，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目标之一就是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思想困惑与思想问题。

一方面，通过议题设置，议题设置主体可以根据重要性和影响力对不同的议题进行相应的排列组合，影响受众思考与处理问题的方向，将受众的关注点聚焦到特定的问题上，引发广大受众对于特定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意识形态中心话语与话语群落。例如，“真理标准大讨论”是话语主题设置的经典案例。[5]“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两个凡是”曾一度甚喧尘上，而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为标志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则对当时的困惑指明了方向，由此而设置和提出的一系列议题和话语成为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利器，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向何处去、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上掌握话语权。另一方面，议题设置可以使那些已经生成的，并且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议题持续升温，继而成为热点性议题，走入寻常百姓的视野，有效引导舆论走向。从某种程度上讲，掌握了意识形态议题设置权也就掌握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生成的主导权。

第二，议题设置确保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具有自觉性。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其话语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理论性，若要真正掌握群众，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则必须提升受众对于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感，这也是关乎议题优劣的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打造亮点，突出特色。”[6]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过程中，只有不断积极开拓话语议题，才能增强意识形态话语的生机与活力，开辟新的话语体系，创设新的话语范畴与概念，避免被动陷入他者创设的情境中，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的主动性。

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议题设置确保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具有自觉性的典范。“共同体”的概念由西方学者斐迪南·滕尼斯提出后，虽然理解的偏差较大，但仍在西方学界与普通大众之中产生了强烈影响，成为了西方社会普通大众所熟知的日常话语要素之一。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自由人的联合体”与“共同体”理论不谋而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先后发表了多次重要论述，并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与积极回应，推动了自我话语向他者话语转换，“让国内外受众都知道中国推进社会改革和共同发展的决心和行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设置共建美好世界的价值旨归。”[7]

(二)议题设置是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的关键一环

第一，通过议题设置，在化解意识形态风险中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主流意识形态能否牢牢掌握话语主导权，试金石之一是能否在意识形态风险事件发生时及时、有效地设置议题，化被动为主动，正确引导舆论走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后5年，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8]其中，意识形态风险在利益分化加剧、新型媒介涌现等背景下，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与舆情的交织作用下，其发生的概率更大，破坏性更强，防控难度增加。在议题设置理论的基础上，托马斯·伯克兰提出了著名的“焦点事件理论”。该理论认为，在舆情发展过程中那些突发性的、不可预知的事件往往具有极大的冲击性，但同时也为政府处理危机事件提供了潜在机会。在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过程中，以“焦点事件”为切入口运用议题设置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党和国家围绕应对可能引起的问题提前进行研判，抢抓时间设置相关议题，并及时通过各类新闻媒介传递疫情真实情况。其次，通过新闻报道，申明政府对于危机事件的基本立场与态度，主动出击设置高效议题引导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向，正确引导人们“怎么思考”“思考什么”，最终落脚于引导人们“该做什么”。最后，议题设置不仅可以在意识形态风险事件发生过程中有效发挥作用，也可以做到未雨绸缪，及时研判意识形态领域的苗头性风险事件。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受众置身于海量的信息之中，但受众对于很多意识形态信息的认知是模棱两可的。议题设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激发受众对于模糊观点的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提升受众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度，引导受众逐渐明晰这些问题，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同时，在此过程中，应采取措施及时化解受众所暴露的不良倾向，做到防微杜渐、顺势而为。

第二，通过议题设置，在提升话语控制力的过程中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话语控制力是指：“处于主导地位的话语在大众话语领域能够掌控话语发展的方向, 具有导向和调控能力。”[9]话语控制力要求确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大众话语中的主导地位，并能够根据需要适时调控与引导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发展。

首先，以问题为导向设置议题，确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题。意识形态若要构成完整的叙事体系，其基本前提是设置核心话语主题。意识形态话语主题的设定决定着意识形态具体内容的生成与展开，因而从哪些主导性角度切入,选择哪些与议题相关的事件，凸显议题的哪个方面，均对受众的思想和行为取向产生着重要影响。具体来看，在意识形态话语议题设置过程中，国家重大问题始终是议题设置的基石，在重大问题的范围之内找寻议题，在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中把脉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锻造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主题，使受众在议题引导下始终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

其次，发挥主议题与分议题合力，有效掌控话语发展方向。应然状态下，话语主题的设定尽管为意识形态工作奠定了宏大的舆论氛围，但在实然状态中，受众中可能会产生与话语主题相异的不确定情形，这就需要视具体情况对议题进行调整。例如，在正向议题作用发挥不大时，可以通过对负向议题进行引导，发挥二者的共同作用，也可以将宏大的议题设置为若干个相关的子议题，通过子议题精准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精准控制力。

(三)议题设置是破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必然之选

第一，议题设置关乎一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强弱。“议题设置不仅是个人思想表达的聚焦点，更是统治阶级思想表达的聚焦点。”[10]议题设置表征着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一国意识形态的本质反映。诚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长期掌握意识形态话语霸权，除了与其经济地位等实力相关以外，也与其长期对议题设置的掌控权密不可分。他们已在利用议题设置维护其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方面形成了一套娴熟的体系，并且“在意识形态渗透战略中十分注重对这一方法的运用。”[11]譬如，美国在“民主”“人权”等传统议题方面早已轻车熟路，美国利用议题设置“先定义后理解”这一特征，将这些概念定义为具有普世性的概念，借助他国舆情事件，大肆煽动舆情，利用话语霸权借此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可以说，议题设置已悄然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形成的隐蔽成因。

第二，议题设置关乎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的主动性。作为话语建构的重要办法，议题设置权的旁落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处于弱势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资本主义早已深谙议题设置理论，曾接连抛出“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一系列的陷阱论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造成了冲击。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无法掌握议题设置权，则很容易陷入资本主义预先设置的话语陷阱之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则总是处于应对西方议题陷阱的被动地位，也很难构建起真正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二、议题设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过程

美国学者库尔特·兰(Kurk Lang)和格拉迪斯·E·兰(Gladys Lang)最先提出了“议程构建”的概念。该理论认为，完整的议题设置过程一般包括选择议题、强调议题、构造议题和突出议题四个阶段。在实际过程中，这四个阶段并非完全恪守这样一套固定的程序，而是每个阶段都有可能出现反复。但总的来看，上述四个阶段的完成标志着议题设置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顺利进行。[12]

(一)选择议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议题设置的准备阶段

在议题设置过程中，选择议题处于起点地位，也是关系议题设置成效的关键一步。所谓选择议题，是指将什么样的议题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递给大众。选择的议题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议题设置功能的发挥，关系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设成效。对议题的选择并非盲目进行，而是始终遵循着“受众导向”这一重要标准。马克斯维尔·麦库姆斯认为：“人们对导向的需求不一样，这大概是议题设置效果产生与否的决定因素。”[13]在深层次意义上，与受众导向需求紧密相关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其一是议题所蕴含的信息与受众的紧密相关度。通常意义上认为，有三类议题与受众的导向需求密切相关。第一类议题是具有普遍重要性的大事件，其自身具备的重大性使人们不得不关注此类议题。第二类议题与受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受众能强烈地感受到密切相关性。第三类议题的趣味性较强，能够快速捕获受众的眼球。因此，对议题的选择若是能在直接或者间接意义上反映受众的需求导向，那么该议题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受众的需要，得到受众的关注。反之，倘若议题一开始就偏离了受众的需要，那么受众在初次接触议题时便会与该议题产生隔阂，后续的议题设置效果则会大打折扣。同时，选择议题应针对不同群体进行差异化设置，使议题能够自然而然地获得成效。

其二是议题与受众掌握信息的不确定性程度相关。若议题与受众所掌握信息的不确定性越高，那么议题则越吸引受众的眼球，受众参与议题讨论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在选择的议题过程中，应充分利用受众对内容的不确定性程度来提升议题的吸引程度。在激发起受众对议题的兴趣后，下一步的重点是要对不确定性的内容进行详细阐释，在“引”的基础上实现“导”，在把握受众主观需要的基础上，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客观需要通过议题转化为受众的客观需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

(二)强调议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议题设置的初始阶段

强调议题主要是指在前期选定的议题基础之上，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使受众不断深化了解议题内容的过程，即是说通过何种渠道，选择何种数量频率将议题所承载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递给社会大众。强调议题在整个议题设置环节中处于关键地位，关乎议题设置整体功能的发挥。对于前期选择的议题，如果对其进行轻描淡写而不加以强调，那么议题所承载的意识形态话语则不能引起大众共鸣。

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与平台，网络的信息承载量、信息传播速度都前所未有。在这一背景下，“强调议题”表面上看似乎变得更为容易，然而在实然状态下，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大爆炸态势却并未使得强调议题更为清晰化。因而，在互联网时代需要进一步转换思路，强调议题的范围需要从过去的泛化性进一步走向集中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加聚焦于具体问题或者特定的群体。另一方面，应采取综合手段对议题进行强调。其目的在于营造由点到面的全覆盖式局面，在日常生活中对议题所承载的主流意识形态信息进行反复、持续地强调，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扎得更实。同时，在继续沿用传统的路径之外应推陈出新，密切追踪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利用前沿技术开辟全新传播平台。在强调议题的过程中，综合运用多种途径与方式推动议题设置由静态设置转向动态设置，由定性设置转向定量设置，变被动设置为主动设置，不断升级议题设置的方式形成议题设置的强大合力。

(三)构造议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议题设置的展开阶段

构造议题与强调议题相异，如果说强调议题侧重于对议题内容的再现，那么构造议题则是在议题内容的基础之上，赋予议题以相应的价值意义，使受众能够对议题形成一定的认知，推动受众对于议题内容进行自主的价值评判，最终达成对议题内容的理性认知。

第一，构造议题赋予议题话语以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引领。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4]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目标之一就是将主流意识形态真正转化为大众所思考与关心的内容，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的发展方向。一方面，新时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各种复杂的社会思潮层出不穷，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面临着话语吸引力不强、话语被抵触、话语接收频率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从受众的角度看，个体的思想并非是封闭的，而是一个不断受外界信息影响的过程。同时，构造议题的过程是一种具有内在隐蔽性的信息输出过程，将其纳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过程中不失为一个有效手段。通过赋予意识形态相应的隐性价值评判继而引发受众思考，达到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致认同，最终转化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行为习惯。

第二，构造主流意识形态议题话语必须贴近现实。议题能否转化为大众所关心的话题，评判标准之一就是该议题能否将受众与现实性相结合起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议题的构造同样遵循这一现实性逻辑。构造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议题必须从社会实践的现实性而来，高度关注现实问题，从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中发掘、提取、整合议题，再经过受众反馈完善并升华议题，将意识形态话语议题的吸引力、感染力、参与度提升到最大值，让受众能真切地感受到意识形态话语是贴近实际的，是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这样才能达到构造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议题的目的。

(四)突出议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议题设置的高潮阶段

议题突出虽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议题设置过程中处于最后一环，但这一环节在议题设置的整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议题设置推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这就要求充分发挥议题突出环节的重要作用，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社会热点相结合，充分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议题设置的时机和把握社会热点问题来强化议题的吸引力。“通过精心凝练和设置相关重大议题，选择议题设置的方式和时机，可将有关议题‘生产制造’出来并持续‘加温’，变重大议题为热点议题。”[15]一般而言，社会热点问题具有较高的吸引力，容易激发起社会大众的敏感性。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而言，必须高度关注社会热点问题，通过议题设置将社会热点问题纳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设过程中。热点事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议题设置尽管不能设定热点事件的发生与否，但可以在热点事件发生后对其关注点与属性进行人为的调节与把关，及时将主流和权威话语传递给受众，积极宣传正面信息，及时引导与化解负面信息，把深刻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鲜活的社会热点相结合，加快形成具有普遍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此同时，突出议题环节应充分掌握恰当时机。某一事件，从其酝酿、发酵直至引发社会关注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突出议题的最佳时机就是在社会大众对某一问题或事件的关注热度持续上升，正在引发大众的激烈讨论但尚未形成定论的时刻。在这一可能发生舆论转机的时刻突出议题，赋予议题以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最大凝聚力与向心力。

三、议题设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践理路

(一)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引领，在调查研究中科学凝练议题

第一，坚持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引领，明晰议题设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定位。作为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桥梁与通道，议题设置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与表达，因而必须始终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

首先，抓紧时机主动设置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议题。议题设置主体应主动研判社会舆论的发展态势，在合适时机及时释放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议题，在扭转被动局面的过程中掌握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动权。同时，要密切关注国际社会的舆论动向。议题设置是国家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在国际社会中应充分发挥主动性，避免使用西方社会已有的议题，而是要能够提出反映中国道路、中国声音、中国利益的优质议题，利用议题设置权不断衍生新的话语概念，引领性的话语规则，构建全新的话语格局。

其次，坚持“破”与“立”的统一，在批驳错误思潮中找到议题设置的切入点。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意识形态议题设置方面形成了一套娴熟的运行体系。例如，通过过度解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政策，妄图消解党和国家的公信力；通过与社会热点事件进行“联姻”，如“中美贸易战”等，不断煽动群众负面情绪，企图将问题的成因归结为中国的社会制度；通过社会争议性事件，借助捏造而来的事实进行议题设置，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对于上述种种情况，议题设置应集中在错误社会思潮的“诱导处”、人民群众的“疑惑处”等方面发力，精准有效批驳错误思潮，激浊扬清，廓清群众疑惑。

第二，在调查研究中科学进行议题设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样，议题设置权的获得也来源于调查研究。

首先，要以研究现实问题为导向进行议题设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16]因而，当下的议题设置就是要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大背景下，紧紧抓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掌握“两点论”与“重点论”，提炼出能够反映国家意志的重大问题、热点问题、利益相关问题、危机问题等，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例如，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美国设置“新马歇尔计划”“新殖民主义”等旨在严重诋毁中国真正形象的议题。如果不对此类现实问题进行及时澄清，那么很容易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旁落。因此，能否从纷繁复杂的利益纠葛与思想观念中集合社会最大公约数，凝练出反映人民中心意志的内容，是重大意识形态议题设置能否起到引导民众的关键。[17]同时，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最终目的进行议题设置。议题设置的目的不是为了设置而设置，而是要以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为最终目的。要准确判断受众的类型与特点，根据现实问题的发展阶段与特征合理设置议题框架与程序，真正通过议题设置发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引导力量。

其次，要以调查研究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为基础进行议题设置。只有以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为基础，明晰人民群众的好恶，才能寻找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生成的源头活水，彰显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魅力与价值。同理，议题设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也必须对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进行调查研究，从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中找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效载体，通过设置生动的议题，将具有一定抽象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具象化继而转化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话语。例如，以建党百年为契机，可以围绕建党百年来涌现出的伟大事迹设置有关议题，让人民群众结合自身经历亲自感受百年来的历史巨变，体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引发内心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感。

(二)巧妙转换议题范式，掌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

第一，坚持主议题与分议题设置相统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议题设置既要从宏观主议题着手，也要在宏观主议题的指导下发挥分议题的精准话语控制能力。主议题是对意识形态领域整体发展动向的把握，其发挥的是整体的引领作用。在宏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体系中，受众的类型、事件发展的阶段性等众多因素也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议题设置效果的发挥。

一方面，议题设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过程要以现实问题的发展过程为导向，密切关注问题发展的全过程，全面掌握问题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特征，从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入手，在宏观议题的指引下将宏观主议题合理分解为若干个彼此相关的分议题，达到“1+1>2”的良好效果。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受众类型的不同将宏观主议题设置与微观分议题设置相统一。受众是一个整体，但受众这一整体是具有丰富多样性的整体，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体。因此，根据受众类型进行分议题的设置可以更为精准地为满足需求。需注意的是，主议题并非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分解为分议题，如果不顾时间、地点及条件的变化，则会适得其反从而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碎片化。

第二，坚持正向议题设置与反向议题设置相统一。正向议题设置与反向议题设置是一组相对应的概念。正向议题设置主要是指传统的议题设置模式，即由国家设置议题，然后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传递给受众并引发受众的讨论。然而，伴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公众的声音越来越成为影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议题设置的重要因素，这一新变化要求传统议题设置模式的改变，即议题的设置要从公众话语中寻找、遴选话题，并对其进行提炼加工继而转化为主流媒体的议题，再次引发公众的思考。与正向议题设置的“自上而下”模式不同，反向议题的设置理路主要遵循“自下而上”的模式。

此外，议题设置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斥着不确定性，反面议题则是不确定性的一种表现。辩证来看，反面议题并非一直都是负面的，在合理的引导之下也可以发挥正向作用。对于反面议题，既可以根据发展的态势适时对其加以引导，也可以将其纳入正向议题中重新策划与更新议题，让其换一种模式重新进入社会话语中。在实际工作中，要将上述两种议题设置模式相结合，通过正向议题设置传达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明国家的意志与主张，在最大程度上统一社会声音。同时，通过对公众复杂多样话题的识别、研判与提炼将其融入主流意识话语，充分反映社会大众的意愿，使得议题设置更具现实性，更加符合社会大众的接受模式，使意识形态工作获取更大成效，这也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于社会话题统摄能力、引领能力的鲜明体现。

(三)优化议题设置要素，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引领力

第一，议题传播载体灵活机动。恰当地传播载体是议题设置能够更好地进入大众视野的重要基础，如果只进行议题设置而不做好议题传播工作，那么议题则很难进行大范围传播，难以有效发挥应有作用。鉴于此，要及时捕捉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运用区块链技术、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等推动新兴传播媒介与微信、微博等传统媒体的加速融合，构建全媒体传播的强力舆论场，抢抓时机，占据议题设置主动权，为议题传播打造坚实平台与阵地。

第二，议题施行者多元主体联动。议题的传播不可能由单一主体完成，必须汇聚政府、媒体、大众的共同力量。具体来看，可以从培养意见领袖的角度切入提升议题的实施效果。在有序的环境中，应培养能够代表不同社会群体并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意见领袖，完善意见领袖的培养与表达机制，鼓励意见领袖积极参与到议题讨论之中，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议题设置的良好局面。此外，应设立能够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官方意见领袖，常态化地设置内容丰富、导向明确、语言生动的议题，与大众意见领袖形成互为补充、有效互动的良好局面。

第三，议题反馈及时有效。议题反馈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议题设置的延伸阶段是指，“对议题认知、态度和行为的回顾总结，表现为对议题施行者及其行为的评价与对议题的进一步讨论。”[18]因此，议题设置的效果究竟如何，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要看此种议题引起的评价结果，如果该议题没有产生任何反馈结果，那么此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无效议题。反之，如果该议题从反馈结果上看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注意、讨论与互动，那么该议题则属于有效议题的范围。通过这样一个反馈环节，能够进一步优化议题设置的全过程，更好地提升议题设置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