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麒, 谢 谷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自由在人从自在到自为、自发到自觉的转向中生成变化,自由史其实是一部生存状态的演变史。马克思在历史高度,把自由的最高阶段,即“自由个性”看成对“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的扬弃和超越,并且在《资本论》中系统地阐述从机器取代劳动者-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减必要劳动时间,人类进而进入“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路线。当前被认为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人工智能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带给当代人挥之不去的集体焦虑与“存在隐忧”。在很大程度上,人工智能是为了人类自由和解放而被发明的,是人的对象性存在的应然状态和自我否定必然性的回归,因此,我们需要反思人工智能能够实现“自由自觉的类存在”吗?什么样的对象性存在才是人应该有的存在状态?

一、人工智能及误区之源

随着世界首台新型计算机“埃尼阿克”的诞生,人类被拉进了智能社会之中,有些人狭隘地把人工智能理解为计算机系统。当下风靡的人工智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叶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它既是依托数据库、云计算,利用强大运算能力和卓越的智能化系统功能模拟、丰富和拓展人的智能的系统科学技术,更是协同生产、优化资源的理论和方法。人工智能的应用重塑了社会生产和交往方式、交互手段,同时其未知性和操作性也让人焦虑和担心。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存在两种极端的认识:一些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出现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和伦理问题,对人类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提出“人工智能威胁论”。譬如,霍金就曾指出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对人类构成威胁,而且强调最大的危险是具有独立意识的机器人边缘化人类。国内学者也提出人工智能存在生存威胁、失业威胁和机器威胁[1]。另一些学者则提出“人工智能乌托邦论”,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使人类社会进入到与人工智能共同飞速发展的时代,甚至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地发展,人工智能在未来必将超过人类的智能。

以上两种看待人工智能的观点都存在不足的地方。对人工智能存在认知有失偏颇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哲学层次上的失误”[2]。之所以众多学者纷纷踏进认识陷阱,从人工智能发展的哲学基础上来说,是缺乏对人的实践本质的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实际上是人脑的创造物,是人类智能的“对象化”和积极的“自我复现”与“生命延续”。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种科技实践活动,是一种使人对象化的具体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外化和延展的结果。从人工智能生成派别来看,是人工智能认识论自身局限性使然。符号主义和联结主义是人工智能的主要流派,符号主义把对心理过程的建构、心理情绪的描述运用物理符号系统按照逻辑学的演绎和归纳进行确证。联结主义则是利用函数在计算机上实现人工神经网络模拟,借助链接推理技术帮助人工智能进行逻辑推理,实现计算机的自主学习和问题处理。在认识论上,作为理性主义的符号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联结主义,他们的落脚点始终仅仅停留在客观的世界,囿于直观地反映和模拟中,而忽视了主体的人[3]。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重塑着人类的未来,为人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虽然马克思在谈及科学技术对人的影响时,提到统摄生产技术和生产资料的物质力量不断凸显为主导,变成“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主体性存在和生命意义被削弱,变成愚钝的物质力量”[4]。但是马克思并不是反对科学技术,而是强调科学技术下人的异化。扬弃异化,实现自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价值追求,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下,我们不能忽视人的自由何以实现的问题。人类被现代理性奴役的状态能不能随着人工智能而得到改变?人工智能又会不会从机器奴隶的宿命里解放出来?人工智能时代人能否彻底解放?这些是更应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眼中的自由是一个在理想与现实、终极的指向性与历史的确定性之间保持必要张力的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哲学范畴,他不仅反对把自由从现实世界中完全抽离出来,反而强调要把它放到现实中,从一切现实的人出发去理解。这都源于马克思的根本任务,即“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5]527,马克思更关心人的现实自由,即“自由何以可能”,这样便能揭示现实世界中人的存在是否自由、什么因素导致自由无法实现。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白自由价值意蕴的实践指向是什么样的活动,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中能够使自由充分显现,最后是什么样的对象性存在彰显着自由的终极指向。

二、正视人工智能与人的超越和发展

(一)自由劳动之维: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

什么样的活动能够体现出自由的价值意蕴?在西方哲学史上,大多数哲学家都是从神的启示、理性、精神和意志出发去理解自由,也有从经济哲学出发将劳动和自由视为对立性的存在,认为自由和幸福只存在于不劳动的闲适之中。更甚至有学者把马克思“自由王国”开始于“劳动终止”,“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6]用来说明劳动站在“此岸”世界,而自由则站在“此岸”世界的对立面,在“此岸”劳动或物质生产领域不可能实现自由。只有劳动消除或者由其他物所替代的时候,自由才得以真正产生,因而他们把劳动的消除希冀在高智能机器人的快速生产能力上,以期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实则不然,马克思并没有把劳动和自由放在河流的两岸,视两者为对抗性的矛盾存在,而是认为劳动是人之为人本质力量的占有方式,尤其是活劳动,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关系生成的条件,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7]56。对这种必然性的克服,即通过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既克服外在自然必然性的障碍又实现对劳动者自身必然性的超越能够实现劳动上的自由。

在马克思看来,在劳动或物质生产领域内实现自由必须有两个条件:“劳动具有社会性;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8]174我们不禁要去追问人工智能下的劳动是一种社会性劳动吗?随着人工智能的渗透和广泛应用,也引发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关系的变革,传统“人-机器”关系逐渐丰富为“人-机器-人”的关系。同时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数据劳动及其产业链扩宽了劳动的门类,人类的日常认知活动也开始被吸纳到社会工厂之内,劳动时间将实现全天候不间断覆盖,劳动不再是过去单纯的车间劳动。不仅劳动的生产场所越来越社会化和广泛化,而且包括人工智能劳动的活动本身都获得了社会性,它不仅依靠于大众智力(即人们所共享的一般性的语言、认知和交往技能),更是一种大众智力的不断再生产活动[9]。正如马克思所预料的,“一般智力”[8]198即凝固在机器体系中的社会知识,已经成为财富的主要来源。

我们还不得不思考另一个问题,人工智能下的劳动具有科学性吗?首先,人工智能将使人的劳动从客体性、生存目的性的单一劳动回归到自由自觉的主体性活动,在创造性的主体劳动中进一步深化人区别于动物的质的规定性。反观现实生活中,劳动是作为生存必然性的存在,还没有彻底成为“解放人的手段”。人工智能的出现能够延展人的认知、身体、劳动技能,能够在进行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生产过程中代替人类单调的重复性劳动和高危劳动,简化工作流程,大大缩短社会成员的劳动时间,而且人工智能所创造的更高效率的收益将带给社会更多福利。这种福利不仅仅使人们能更多地享受到生产扩容提速保质增收的实际收益改善生活,更是使个人发展的机会广泛化,使“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0]。其次,旧式分工将会随着人工智能的网络集成、资源整合、生产变革而逐渐走向没落,人生产的主体地位、劳动的独立性、劳动的选择性将在自由广泛的社会生产平台上得到丰富和增加。旧式分工发展的是“片面的人”和“缩小的人”,使人的社会性、主体性与劳动操作方式、劳动部门和劳动产品相分离,不同生产主体在这些方面差异显著。人工智能时代,劳动者将占据中心位置,成为整个生产过程的核心要素和主导力量,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将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集于一身。人们能够通过掌握高科技和人工智能技术,使其成为自己主观能动性发挥和主体意识凸显的条件,自主地选择职业进行感兴趣的生产劳动,使劳动不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而是成为高层次、自我发展和确证终极价值的需要。最后,在类的发展上人工智能将带来结构性失业倒逼产业结构改革。人工智能的纵深发展,在长远上,将促进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所以一些人产生了“机器又把一批又一批的工人排挤出去”[5]740的担忧。

总的来看,人工智能能实现劳动的科学化和物质生产领域内劳动的社会化,为人的自由的实现奠定物质技术基础和可能性条件,但是它目前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人的“自主活动”。人工智能具有高效、智能、数字化等优点,当下的劳动,特别是数字劳动不能不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因而人的主体性借以现代技术的生产优势得以延展。但人类也面临着人工智能代替人背后的工人劳动力“过剩”的危机。“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7]495随着资本渗透,人工智能会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生存领域悄然赶超、替代人类劳动,成为无情地排斥劳动力的潜在异化工具。马克思把劳动的自由,即真正的人的“自主活动”用文学性手法描绘成劳动的自愿性质、普遍性质、享受性质[11]。但是人工智能仍然首先属于劳动工具,与机器设备一样属于生产工具的范畴,仍然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新型生产工具。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彻底生成自由劳动还有很长路要走。与此同时,基于算法洞察和分析用户的偏好和需求的人工智能,在提供便利的时候也会消解人探索问题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引导。

(二)自由时间之维:时间是人“生命尺度”和“发展空间”

马克思通过人最本质性特征的考察,找到了自由的价值意蕴的实践指向是劳动这一生存方式,此后思考的便是劳动如何达成现实自由。面对现实世界中的不自由,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力呈现极度发达旺盛的内涵式水平、彻底解决旧式分工消解三大差别、“真正的共同体”取代“虚假的共同体”是工人自由劳动得以普遍实现和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除此之外,马克思更关注时间对于个人的自由实现的关键意义,特别是自由时间。马克思认识到了与劳动时间相对抗性的自由时间是个人进步与人类发展的前提。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把劳动生产的自由问题转变成了时间问题。劳动时间是人的自然性存在所耗损的时间,是“人的生命的尺度”[12]532。而“自由时间”就是指人“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用于“发展自身各种本质力量”[13],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2]532。

在马克思看来,“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8]929。自由的实现依赖于工作日的缩短,即缩短劳动时间。马克思强调时间节约是“首要的”和“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的”规律[8]67,就是因为在本质上时间既能够表着人实践性的积极存在,人又在时间历程中按照“种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创造对象世界,更是在自由时间中扩宽环境、条件、方式、领域、层次等人的发展空间。总而言之,时间是人的自由的内在条件。

时间的节约,主要可以通过提高社会生产率来实现,人工智能时代人的自由时间能不能随着智能化的快速生产而得到延伸呢?想必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人工智能提高社会生产率,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将增多,这为自由时间的产生提供了前提。人工智能技术自它产生时起,就以自动化技术、神经网络、深度学习、人机交互等技术的不断变革直接带动了生产的快速发展,剩余劳动将被延长,剩余产品将大大增多,这让劳动者摆脱了仅仅是为维持生存需要而劳动的窘境和为促进人的自由时间的延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其次,从人工智能之于人的主体性的意义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能够解放人类劳动,人类将因此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谈到人工智能时代,随着劳动又复归于人和旧式分工的消解,人的劳动自主性和选择性得到增强。面对人工智能,很多学者又带上了工业革命自动化“机器问题”的历史面孔,在“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年会、2016年美国科学促进年会上多次警告人工智能技术将带来千千万万的人失业[14],甚至更有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提出“人工智能的‘侵入’将使大量的无产阶级沦为‘无用阶级’”[15]。从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技术并没有给全球带来大规模的失业。相反,技术的突破推动了产业升级,催生了新兴职业和新业务,如“机器人助手”“深度学习制造商”“智能家居制造商”等[16]。因此,人可以在繁重的劳动中得到解放,不再限定地域、职业、场所,可以获得大量的自由支配时间。总的来说,基于生产力快速发展不断革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不断地压缩劳动时间,最大可能地增加了人类的自由支配时间,并且增加了人在空间多样化发展方面的可能性。马克思说,由于“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8]197。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可用于人的劳动技能的再培训,进一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三)自由个性之维:自由自觉的类存在

马克思找到了承载自由价值意蕴的载体——劳动,并且指出了劳动彻底自由的实现通道——时间,以此实现“自由自觉的类存在”,什么样的对象性存在才是自由自觉的类存在呢?马克思在“自由个性”这里找到了答案。“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8]52这是马克思关于“自由个性”表述的“三阶段理论”。因此,“自由个性”是马克思用来表示人的个性发展的最高境界、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和最根本的对象性存在状态。

“自由个性”作为人的个性发展的最高境界,是对“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的扬弃和超越。人工智能时代伴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加快,形成了普遍的物质交往的体系,生产的人与消费的人、人与物、人与机器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里不再是单纯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模式,而是统一在生活和实践中,形成了“人-机-人”的紧密联系。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劳动的真正的复归,人类主体性也将回归到真正的主体性。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主体性力量彰显愈演愈烈,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自由时间的增加,但是人们却逐渐迷失于刻意追求高效率、高回报,以至于引发了核战争、温室效应、环境污染等问题。智能机器的使用改变了生产链条的劳动组织形式,使劳动生产不限时间、不限场所,更加贴近人的更高层次需要。“机器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机器的特征绝不是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那样,对工人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起中介作用。”[8]185因此人的主体的社会性在主客体统一中得以彰显,更加接近人的本真存在状态——“自由自觉的类活动”。

“自由个性”是指人的需要、关系、能力等个性要素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每个人”的真正自由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理想状态。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升了人的能力并且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是人的个性发展的必要前提条件。“要使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8]56借助于人工智能可以实现语音、图像、模式、情绪的快速识别,延展人的反应和认知能力,借助大数据和人机交互可以实现虚拟现实、遥控机器人及远程医疗……因此,人工智能打开了人的能力发展的“潘多拉魔盒”。于是人才能够从繁重的、简单的劳动中解脱出来,投入到更自由的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中,会形成更全面的个人关系,使真正的自由个性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为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5]531,人工智能的普及应用带来了整个社会产品与服务日益丰富。

三、警醒人工智能与人的异化和削弱

从诞生之日起,人工智能技术在自由的张力下,受到当前资本逻辑的遏制呈现出异化人的样态。一方面,经济理性和技术理性下人工智能技术的不当利用使人出现了异化。在生产领域,科学产品和科学技术成为生产的新的主宰。人与人的关系“非人化”,人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物。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加强了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异化,而且也导致了人们在休闲娱乐时精神世界的退化,未能从根本上变革技术自身所具有的异化向度,人对技术的依赖加强,变成沉迷于智能手机的“单向度的人”,同时将科技奉为圭臬的科学至上主义成为单一的、极端和绝对的价值认同形式。另一方面,人的本质性力量被削弱。社会生产过程中对机械性、程序性智能技术的过分依赖虽然能够协助脑力劳动者完成更复杂的劳动,但是人的劳动的本质力量被放置到对技术的运用中,人劳动力使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像狼一般地追求剩余劳动”,人变成了只能持续简单重复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某一小环节的工具,长此以往忽略了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的本质性力量被削弱。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的异化与人的主体性削弱不是人工智能的必然产物,归根到底,是现有的资本逻辑在生产领域对生产技术控制的外化。“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多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8]196。人工智能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总的来说,人工智能与机器大生产进一步融合是生产发展必然的趋势,尽管人工智能还存在一些风险,但是其正向反馈仍然占据主要部分,人工智能无法完全代替人工劳动,人的劳动依然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因此对于人工智能不用过分忧虑。从马克思自由视角出发考察人工智能能够为我们提供正视与反思、批判与超越的的理论视角,需要将自由劳动、自由时间和自由个性维度系统性结合起来,既要立足人类生存意义层面进行哲学反思,又要紧扣现实层面开展自由的价值追寻,最终达成自由自觉的类的存在。只有这样,人类才会正确对待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

四、结束语

自由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马克思将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的真正自由建立在自由时间通道中消除异化劳动,发展自由个性的跃迁中,以此展现自由的历史经纬和空间图景。作为生产力巨大发展结果的人工智能,从希望依托智能帮助和解放人类实现自由的初衷走向现实生产,但是受制于资本逻辑并未如初衷所愿使人从不自觉的“死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将人的主体性搁置于科学技术的智能变革上。因此,坚守人工智能的人民立场和人类视角,警醒人工智能与人的异化和削弱,从资本逻辑和价值理性牢笼跳脱出来,是绽出人工智能价值向度和实现虚假自由嬗变为真正自由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