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湘丽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00）

风景学研究已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对风景形成的历史化考察中，社会关系与文化权力、阶层分化与身份归属、国家立场与边疆话语甚至性别观念和角色属性都成为了左右风景形成的最基本力量；反之，也正是在风景被确立被强化被认同的过程中，不同的意识形态观念和社会文化想象被潜在地建构起来。本文从新疆游记中最重要的景观标志和地理名片——天山形象出发，考察在新疆文学“风景化”的建构和重构中，自然景观人事如何被不同时代不同作者赋予不同的人文内涵和文化意义，这一“被发现的风景”对我们理解20世纪新疆文学的文化谱系、舆论传播、价值导向与历史传承等无疑提供了一份生长于文本自身又生发于时代之声的重要路径。

一、“入新标志”与“过于五岳”

“天山”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山海经·西山经》中的“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但并非新疆天山，西汉时常将“天山”与“祁连山”混称，东汉两晋时又将天山东段的“天山”称为“白山”或“雪山”；隋唐时期“天山”在边塞诗中大量出现，如隋代杨素的“交河明月夜，阴山若雾晨”（《出塞》），李白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关山月》），岑参的“四月犹自寒，天山雪濛濛”（《北庭贻宗学士道别》），骆宾王的“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华”（《晚度天山有怀京邑》）等等。总体而言，自秦汉以来形成的“天山”意象，其形成的内在源泉主要是“‘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思想，以及由此而来的‘中原中心主义’”[1]42-46。

大致说，到清代时，“天山”已统一确指为新疆天山，尤其在18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天山以北卫拉特蒙古准噶尔贵族及天山以南大小和卓的叛乱后，始称这一区域为“新疆”或“西域新疆”，绵延二千多里的天山作为新疆南北之天然分界，成为清代新疆地理政区划分的直接依据，因为“无论是当今还是历史时期政治区、经济区、文化区等人文地理现象的区域分异，无不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区域差异有着某种或强或弱的因果关系”[2]81-86。乾隆时期官修的《西域图志》和嘉庆年间松筠撰修的《西陲总统事略》都有天山“南路”和“北路”之分，一直到民国初年，谢彬还有关于新疆分为“山南省”和“山北省”的建议。

这一以自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域划界的考量之所以未被采纳，在某种意义上说，与天山逐渐成为新疆象征符号的社会集体心理的形成是同步的，依次渐进形成的，是对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地理地貌的高度具象式概括。天山之文化一体形象寄寓了新疆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和组成部分的地理象征和家园情感，对天山的风景感知，关乎的是对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我国名山大川的集体认同。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作为“三山夹两盆”的构成和新疆地理指称的阿尔泰山和昆仑山为何没有超越天山成为当之无愧的新疆地理象征，比如道光年间魏源已称“盖新疆内地以天山为纲，南回（维吾尔）北准（准噶尔）”[3]175，除却这一天朝朝贡和疆域治理体系的原因外，笔者认为应该还与自然地理和交通经济有直接关系。比如一是因为天山贯穿新疆东西且东延至甘肃、在地理位置上天然地划分出南疆北疆、东天山和西天山；二是围绕天山山麓和雪山融水分布着新疆最为密集的绿洲城镇；三是无论是自唐以来形成的丝绸之路北路和中路，还是清代遣戍官员和商旅行者多行的陕甘新一线，这些行者入新首见的都非天山莫属。民国时期，行旅新疆者若非取航空，大多走的还是自星星峡—哈密后的南北二道，或为哈密—木垒—奇台—迪化，或为哈密—七角井—吐鲁番—迪化，取道土西铁路者，疆内多走塔城—庙尔沟—小草湖—迪化一线，转赴南疆者，多行迪化—吐鲁番—库车—拜城等地，可以说，天山一直是沿途的风景标志物。

几乎所有民国单行本游记作者都会在初至哈密一线或初居迪化时，写到初见天山时的震撼之感，刘雨沛写雨后的博克达山——“突兀三峰，白云笼罩，奇状叠呈”[4]17，林竞写天山最为扼要——“超入云间，如鸡中之鹤”，邓缵先笔下的天山——“博克达山万古雪，皑皑凌虚高莫测”[5]7（《博克达山》）。只有科学家杨钟健笔下的哈密天山最为家常：“东山上面很平，割蚀不烈，好像刀切了几块豆腐，放在山上似的。”[6]211

1928年，曾任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长的徐炳昶率团从哈密—吐鲁番—达坂城—迪化一路考察，沿途所见天山最为变幻多姿，他见沁城雪山“下有薄雾笼罩，意态雄伟萧逸”[7]144，在哈密附近一棵树村不远“驻地东北望云色迷茫，雪峰高耸云表，如非素知有山，即当疑为云幻峰峦。此山奇幻万千，何时看，何时美，无一时与他时相同，真令人惊叹无既”[7]145！在住哈密半个月后出郊时，见“积雪加多”，“而美丽犹昔，不禁低回流连”[7]155。在攀登达坂城一带的达坂时“回望山径，则意态绝胜；刚才刺天的高峰，转瞬已与目光成水平线，山外有山，带雪高耸，有俯视一切的气概。”[7]171下山后“远观平原外雪山连亘，夕阳将下，色彩分分秒秒变幻无穷”[7]171。作为中国现代科学史上首次争得平等权利的中外科考合作活动的中方代表，徐炳昶对天山风景的注目之久、描写之细、感受之深、记录之多，无疑是对“天山”认知中倾注了太多难以言尽的国运之叹和国势之盼。

1935年，行至哈密被迫返归的《申报》记者陈赓雅有与徐炳昶相近的云山难辨之印象，其中又有几多不舍不甘：“隐约见一宽长曲线，银光灿烂，高浮空际，谓其云耶？则无轻浮飘动之形态，谓其山耶？则四周皆蔚蓝之天色，然则果何物乎？曰是即横贯新疆，划分省境为二之天山雪峰也！”[8]2701942年冬，率领新疆地质调查队的黄汲清在迪化，称“天清气朗的时候，我们从寓所可以望见博格达山峰相连，有如一架银白色的万年雪反耀在日光之下，真可谓无上至美”[9]16。其地质考察工作也是苦中作乐、意趣无穷。

相比较于黄汲清的特写，李烛尘则更多远景概观，前往哈密经过长流水时作口占一首：“尽日经行戈壁中，荒原寂寞万缘空，抬头忽见天山雪，千里迢迢一白虹。”[10]103前往伊犁经过绥来时，见“天山适在路南，白雪皑皑，如万丈白虹，长卧天际，真是伟观”[10]132。1943年1月23日乘机东归时，俯瞰“天山横亘东西，绵延直走，甚少南北分歧之脉络，在全国之山形中，结构无有如此简单者。山顶积雪晶莹，日光照曜，愈显其美”[10]160。既有科学工作者之谨严又有古典文人之情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在对天山的自然描写中，常不忘将其与五岳泰山等内地名山相提并论，比如邓缵先的“胚胎五岳势郁蟠，阜康县南火州北”（《博克达山》）[11]30，“天山高峻凌苍穹，胚胎五岳连葱茏”（《天山碑》）[11]34。1928年夏徐炳昶游天池时也感叹：“‘五岳归来不看山’，殊为呓语。华山为五岳最胜，石态秀丽，固有特出处，而气象万千，以比此山，何异培嵝！”[7]200返时在博克达山间穿行时，感慨“我常说博克达山虽宏丽雄伟，非他山所能及，但太华之石，自有特色，终非博克达山能比，然如此数百步中，石壁浑削，不亚太华，中有清流，似当更胜，但微短耳”[7]206。1931年，杨钟健等和当地哈萨克族牧民骑马登迪化近郊南山之山坡，称“再北望大盆地，汪洋一片，有如大海，不禁令人有登泰山小天下之感。”[6]270

将天山与五岳并观的联想自清代以来确已形成，如嘉庆年间洪亮吉在《天山歌》中写道：“九州我昔历险夷，五岳顶上都标题。南条北条等闲耳，太乙太室输此奇。”清末民初的游记中，这一比拟已然时见，如王树枬的《望博克达山二首》（之一）道：“一览应知众山小，几回相对倚吟筇……五岳大名齐宇宙，四时终日起风烟。何时蜡屐探幽胜，携榼张琴坐岭巅。”[12]373裴景福在《河海昆仑录》中写天山之气势雄浑：“西域威灵蟠两部，北都枝干络三边。会当绝顶观初日，五岳中原小眼前。”袁大化在阜康孚远分界处所见的天山也是“横亘云表，其气雄厚，过于五岳”[13]220。“类比五岳”也并不只是崇高美学的文学投射，同时也凝聚了普通民众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自乾隆统一西域后清廷曾在新疆多次举办官主祭祀礼典，如谢彬1917年春暂居迪化时，因民国以来天气寒冷，有人以为是未祭博克达山所致，杨增新遂沿旧制祭山，可见已不止于至大至远，天山在新疆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可与至高至尊的泰山相媲美。

所以，如果说19世纪后期，西方“浪漫主义诗人们开始赞颂山岳的雄伟壮丽，赞颂它的至高无上，激发出诗人头脑中的灵感。从此山岳不再是遥不可及、兆示厄运，而是拥有了壮丽的美感，是大地上最近乎永恒的存在。”[14]107那么我们或可以说，中国自清代中叶以来诗人对于天山的赞美已胜过敬畏，根源是“天下”观念辐射下士人的国土意识和中原心态，更不同于西方“从以恐惧、逃避为核心的宗教意味，演化为一种从崇敬到赏玩的审美情趣，再演化为近现代的观念即认为山是一种供人们休闲娱乐的资源”[14]105。自清代以来，民国时期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对新疆前途忧虑不安，因为新疆时时面临着被虎视眈眈的俄英等帝国主义蚕食鲸吞的威胁，其本身局势长期动荡不安甚至与内地信息交通封锁隔绝，行游者将天山比拟为内地名山绝非是自然形态上的就近取譬或是牵恋中原的情不自禁，更是出于未能忘忧于新疆前途命运的拳拳爱国之心的有意类比，在为天山绵延新疆大地上千里而深感震撼叹服后，他们通过对天山地理位置、自然风光、绵延气度等优越性的彰显，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天山天池在整个中华名山大川的知名度。

二、古典意象与中亚枢纽

反复类比五岳呈现出天山风景的连续性，这一过程也在不断强化着国家疆域的认同感和中华民族观念的一致性，同时，民国时期对于天山这一自然空间的再现势必仰仗或依托于自汉唐以来的关于天山的文本积累和历史记忆，这既为民国以来的天山抒写积蓄了源源不断的文化能量，也带来了不落窠臼的挑战。

一方面，大量民国赴新文人常在游记中摘录古代边塞诗文中描写天山的佳句，如谢彬在从哈密赴鄯善的天山一线，就引“《唐书·薛仁贵传》：征铁勒，发三矢，杀三人。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即此”[15]91。在崆古斯河，谢彬引“长春真人有句云：‘横截天山心腹树，干云蔽日竞呼号。’”[15]162徐苏灵在焉耆铁门关时，想到岑参曾有《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特“录其诗于此：‘天山雪云常不开，千峰万岭雪崔嵬，北风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能兼汉月照银山，复逐胡风过铁关。’”[16]71

另一方面，很多文人不禁创作了大量吟咏天山的旧体诗，并多化用古典事义。如王树枬在《寄别十二弟》中的“天山五月雪，瀚海万年沙”化用了李白的“天山五月雪，无花只有寒”（《塞下曲·其一》）。1945年，于右任在乘机途中创作了多首诗词，其一为“我与天山共白头，白头相映亦风流，羡他雪水溉田畴。风雨忧愁成往事，山川憔悴几经秋，暮云收尽见芳洲。”①于右任：《新疆纪行·浣溪沙——哈密西行机中作》，《西北文化》1947年第1 卷第1 期创刊号，第28 页。此诗之前版本是“我与天山共白头，白头相映亦风流，著它雪水灌田畴，风雪飘摇成过去，暮雪收尽见方舟，山河憔悴几经秋。”登载于1946年8月的《新疆日报》上，修改后诗境有明显提升。据陶天白回忆，此词刊于《瀚海潮》后的版本是“我与天山共白头，白头相映亦风流。风雨忧愁成过去，山川憔悴几经秋，暮云敛尽见芳洲。”见陶天白《天山鳞迹》，香港：银河出版社，2001年，第244 页。其二为“豪情依约歌还又，积雨才收，爽气凝眸，笑看天山更白头。”[17]其典均自林则徐的《塞外杂咏》：“天山万笏耸琼瑶，道我西行伴寂寥。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不同的是，《塞外杂咏》作于公元1842年林则徐遣戍新疆伊犁途中，其时心情苦闷、愁绪难遣，百年后，于右任作为民国元老来疆访问，恰逢新疆和平谈判带来了新疆局面的暂时缓和，其心情自然也多轻松畅快。另外取典自《塞外杂咏》的还有《天山吟》：“朝见天山一头白，暮见天山一头白。朝朝暮暮总白头，寒光常照穹空碧”[18]29等。

罗家伦写天山天池的几首经典之作也都深得化用入典之妙，如“天上人间难再得，穆王何事不重来”（《山上天池》），“玉筯低垂粉条痕，穆王骏骨已成尘”（《游水磨冉冉水闻出天池》），语出李商隐《瑶池》：“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淡妆浓抹更相宜，西子湖光未足奇”（《山上天池》）一句化用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后期出现的一些现代知识分子，则以“从世界看新疆”的宏阔视野，强调新疆作为亚洲枢纽的地理意义和我国前门的地缘优势。有清以来，西域多被视为“殊方绝域”，自左宗棠“保疆论”提出直至抗日战争之前，内地报刊关于新疆形象整体论出现最多的定位一直是——“孤悬塞外”，这也体现了当时国内知识分子心目中关于新疆之基本共识——既地处边陲又关系中原安危，比如《天山月刊》创刊词就指出新疆“为我国国防生命线”，新疆之于国家边防安全的重要性被多人提及，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从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层面认识到新疆是“资源大省”“西北屏障”和“国防要地”。

如果说“孤悬塞外”体现的是传统中原文人从中原看新疆的忧虑，“国防生命线”体现的是现代国人从新疆看中国的胸襟，那么更有一些富有远见卓识之精英知识分子，开始立足于世界看新疆，并更多关注新疆在世界交通史、文化交流史和欧亚交往史上的重要性，新疆往往会作为中亚孔道（枢纽）而呈现出“国际化了的新疆”。其实，早在《新疆图志》中，就曾提及新疆居“亚欧二洲交通之枢轴”[19]的战略地位。华企云提出帕米尔地区“实为中英俄三国出入之门户，得之可居高临下，不得则必致失险受逼”[20]27；吴绍璘说新疆“居亚洲之中，海通以前，为欧亚交通之孔道”[21]313；黄慕松指出新疆“连蒙跨藏，不特为我国西北之屏障，且为亚洲之中原，而又系欧亚交通之孔道也”[22]17；朱希祖分析新疆为“西域重要区域”，得之“足以保障中原，控制蒙古”时，也是立足于“以亚洲全局观之，实为中枢”[23]1。

20世纪40年代，曾执政新疆的吴忠信也视西域早“为中西交通之孔道”[24]3，陈希豪更是明确指出，自汉唐至元清，“盖皆以边陲视新疆，乌能望其有进步也”，陈希豪在书中两次提及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取道西伯利亚由新疆入境来访中国之感——“余系由中国前门而入者！”陈希豪赞同道：“新疆为吾国五千年来之前门，由此门之出入，对于世界文化经济曾发生过极大之对流作用。”[25]1以至于后来成为国内哈萨克族历史文化研究权威学者的苏北海在《徜徉天山俯瞰亚洲》中说：“没有了新疆就没有了我们安睡之时，新疆是中国的前门，前门破了，堂奥如何能得保？”[26]7苏北海还以青春激扬之文字，以策马天山之豪情，以面向世界之视野，对新疆的重要性作出如下判断：“天山横亘在整个的中亚细亚，这里是大陆的屋脊，由此地看东南西北，无不尽收眼底，古今的变迁，未来的发展，都可以从这里决定未来的方向；亚洲各民族的联合应从这里做基点，亚洲的民族解放，亦应从这里为着力点，这里是人类的摇篮，这里是大陆的中心力量，这里亦是各民族文化融汇生光的源泉！”“因新疆是中国在亚洲的生命重点，她有着各种最重要的矿产，最适宜的气候，最重要的地位价值，保存着古今来中西各种不同的文化，更有着各种不同的生活样式，这一切实在是说不尽、讲不完；尤其重要的，如果我们中国要想融合各民族而创造一种新文化的话，那么不消说，新疆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点”[26]5。苏北海以天山作为理解新疆草原之路之于世界文明进程重要性的钥匙，无疑与拉铁摩尔有异曲同工之处，近年来国内诸多从事边疆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如袁剑、昝涛、黄达远等都特别着力于从全球史、中亚史、丝路学、绿洲学等角度入手，在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等学者研究思路的基础上，突破之前“中国史+ 世界史”的知识体系和“区域/ 整体”的研究范式，作出了研究贡献。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我国知识界，至少曾从形象感知和地缘政治层面触及过这一重要议题。

其实在其多篇新疆游记中，青年时代的苏北海就时时不忘赞美作为中亚枢纽的新疆，纵马天山可俯瞰亚洲之地理优势；赞美幅员辽阔的新疆，视野无限而“自然的想起了庄严与伟大”；赞美新疆人民“他们生长在大雪、大风，大漠，大山之间，一向是爱唱雄壮的歌声，爱听爽直的情调，爱看英雄相遇的美丽动作，爱写有骨有肉的文章”[27]；并且感叹“新疆需要第一等的文人，需要第一等的人才，需要发挥伟大的直线美，把直线的力量，一直伸展到中亚细亚去，随着风雪吹向世界”[27]。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前后乌鲁木齐以亚洲地理中心作为建构城市形象的名片之一，也可以视为这一文化传统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的历史回响和文化返潮，正如诗人沈苇所说：“我称昆仑山是神话之山，阿尔泰山是史诗之山，而天山是抒情之山，是一个中亚的脊背，一种隆起的启示。——风景在这里聚集、融合，成为一席高处的盛宴。”[28]199

三、“涵养万物”的“资源宝库”

天山成为当之无愧的新疆自然风物之代表名片，这一传统一直接续到当代，比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各省文联作协所主办的文学刊物大多会选择地方标志地景作为命名依据，如《草原》（内蒙古）、《雨花》（江苏）、《东流》（杭州）、《漓江》（广西）、《陇花》（甘肃）、《延河》（陕西）、《青海湖》（青海）等，新疆文联主办的刊物当然非《天山》①新疆文联的机关刊物《天山》历经多次改名，分别为《天山》（1956—1961）、《新疆文学》（1962—1966）、《新疆文艺》（1974—1979）、《新疆文学》（1980—1984）、《中国西部文学》（1985—2000）、《西部》（2000 至今）。另外，1950年初，乌鲁木齐文联也办有《天山》，并在数次停刊改刊后，近年来恢复使用“天山”作为刊名。莫属。

如果说清代新疆游记多以“新疆”和“西域”为题，偶有王大枢《天山赋》从天山南北史地概况、果木花卉、飞禽走兽、异域人物、仙灵传说五方面铺陈盛赞乾隆时期的一统之功；洪亮吉以《天山赞》《天山歌》《天山客话》尽显天山的浪漫雄奇，并以“是则天地之奇，山川之秀，宁不待千百载后，怀奇负异之士，或因行役而过，或以迁谪而至者，一发其底蕴乎？”暗喻自己的孤傲自负。民国时期以“天山”作为行旅新疆单行本标题者有黄汲清的《天山之麓》和于右任的《天山集》（其中的《浣溪沙》词十首、诗十一首还收录于卢前《新疆见闻》的附录部分）等少数者。那么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更多作家以天山为题，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甚或结集出版，作品集如田间的《天山诗草》、闻捷的《天山牧歌》、汪承栋的《从五指山到天山》、新华通讯社新疆分社编的《天山南北》等，代表作如袁鹰的《天山路》、碧野的《阳光灿烂照天山》等，且将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

可以说，在对天山景观文化记忆的历史性继承中，当代新疆游记更多接续了民国新疆游记中对于天山山麓农田水利、物产资源的赞美之情。且让我们回到清末民初新疆游记的另一支传统上来。初入哈密时，行者多会为天山气象所折服，如一路思忖设计新疆未来实业建设的袁大化随即想到的是：“峰峦耸立，盖天地磅礴之气蕴之深而蓄之厚，始发现奇形，下必有极旺金矿。煤、铁矿偏生于天山之阳，早间取有矿石多种，宝藏之富为中国最。”[13]213-214同样，袁大化出奇台看到天山“蓬蓬如张盖，须臾渐满山头，如游鱼、如奔马，如山势之重叠，上白下青，奇峰逼肖”，联想到的是新疆农田得此滋养：“水流出山，筑坝凿渠，分灌原野，土人赖之。”[13]218在阜康见“博克达山巅云起如张盖，如覆幕，如大凉亭，如缠头美人爱惜头面，以白纱笼罩，不使露顶也”，念及博克达山腰之海子——天池，袁大化即刻想到：“或待我开辟以活斯民耶？”[13]222谢彬所见博格达山“四周皆有冰雪，盛暑不消，世称雪海。三峰高云霄，削如太华，下丰而上锐”[29]79，并介绍了山中雪蛆、雪鸡、石莲、云母石等物产。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天山形象集中体现了当时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精英面对待开发之新疆时的拓荒之意——既有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无限豪情，又有西望天山高耸入云的被征服感，虽然也不乏感叹天山雪水之于新疆农田之意义。如邓缵先笔下的《博克达山》：“试看天山南北路，沃野万顷泉膏融。年年边氓足衣食，耕凿依然大古风。”[30]103到了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天山形象则更显阴柔母性，如莘夫的《天山》：“苍茫雄伟接云霄，拔地横空岁月遥。积雪功犹慈母乳，来春融溉稻花香。”可以说，在20世纪40年代西北建设开发的声浪中，伴随着新疆现代交通业、水利业、旅游业等的初步发展，天山之实际价值开始更多地体现在资源开发和水利农业等方面。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近代精英知识分子曾经翘首企盼的新疆实业建设和开发大计，终于从层层叠叠的设计草稿而被规整择取为现实可行的规划图纸了。

而如果再深入挖掘下去，或可以说，20世纪早期民国游记中的天山作为资源宝库的形象侧面被历史性的照亮放大了。如田间的《天山颂》一篇可以视为诗集《天山诗草》（1987年）之汇合统领，诗人将新疆喻为大鹏鸟，“云杉是你的羽毛/ 金子是你的心肠”，层层推进，不仅勾勒出新疆之富饶物产，也展现出新疆之壮美自然，又巧妙地将新疆众多民族诗人之妙语连缀其中，更是将建国以来的新疆新建设新成就新风貌点化其中。袁鹰的《天山路》（1962）更具体地将天山脚下的公路建设与边塞古道的历史回顾有机结合，以天山路隐喻我们在革命事业中应坚持的信念和勇气，作品以古代文献中最著名的天山描写为切入点，以寥寥数笔勾勒出天山之路的一些历史片段，无论是作为东西商贸的纽带，还是作为兵士远戍的征途，都是为了衬托今天“天山路，成了祖国心脏通向边疆的大动脉，成了边疆十三个民族的人民走向北京的大道”[30]115。郭小川在书写天山北麓道路建设的《雪满天山路》（1963.12—1964.1）中，以拟人手法将天山誉为“大大的步儿/ 下天台/ 高高的个儿/ 穿银铠/ 宽宽的腰儿/ 扎玉带”，开在天山的公路“好象一条白龙驾云彩”，而天山的松树则“如同两队神仙/朝你躬身下拜”，杉树“如同满营仙女/ 为你张灯结彩”，建设天山路的“英雄到了公路上/ 就象蛟龙走东海”，这些夸张、比拟既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抒情诗中普遍的“大我”形象不谋而合，又有明显的“大跃进诗歌运动”时期的时代痕迹。

这方面最为知名者莫过于发表于1956年12期《人民文学》上的碧野的《天山景物记》，文章因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而影响了数代读者心中新疆印象的形成。作为当代游记散文之典范，这篇作品最成功之处，笔者认为：

一是作品精巧的结构布局艺术。文中作者化身为一位谙熟天山风景物产和人文地理的导游，以向读者娓娓道来的驾轻就熟、将天山奥库一点点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全文以表面的移步换景暗衔盛夏天山的风景变化，以一日的天山之行潜藏天山地貌的复杂多样，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绵延上千里天山富饶的自然资源与罕见的物产宝库。读者也似乎跟从作者一步步走进天山深处，感受雪山融水形成的山脚溪流、蜿蜒无尽的原始森林、繁如织锦的无边花海、牛羊成群的千里牧场、别处罕见的奇珍异品、天山高处的湖泊瀑布等奇幻美景，作者巧妙地将伊犁大草原、野马群、天山旱獭、高山雪莲、赛里木湖、天鹅湖①文中所说高山深处有天鹅银鱼的湖泊，与湖色多变且象征古代不幸哈萨克族少女万种哀愁的湖并非一湖，牧民的蒙古包环湖而建者与带给今日哈萨克族幸福生活之湖也并非一湖，前者疑为天鹅湖，后者疑为赛里木湖，若非作者误记，应为作者想呈现天山湖泊美不胜收的艺术化处理，正如作者在文中以“天然湖”和“幸福湖”命名之大有深意。、果子沟等天山北麓最富有标志性的景点物产不动声色地连缀成串。

二是文中目不暇给、不胜枚举的修辞技巧。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文中数十次采用以宝钻玉石、锦缎金银为喻体的远取譬隐喻方式，如将天山群峰比作珠冠、雪水瀑布比作银链、丈高野花比作玛瑙盘、雨后草原比作蓝宝石、草尖水珠比作金刚钻、野马鬣鬃比作缎幅、高山雪莲比作玉琢、蒙古包比作玉石，自然的美景被反复强化引申为物质之财富，自然不再是不言自明的自我呈现的风景，而因为其所承载的生产内涵和劳动本质而更富有真实感和现实美。或者说，这也是客观论美学观念和集体性主体观念的投射，这些被比作珠冠、银链、织锦、缎幅、玉琢等在想象层面实现了劳动改造的自然物象，不仅赋予了作品“保卫祖国大好河山”的显在主题，而且也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构成了异曲同工的内在默契。同样，作品结尾部分所透露的创作主旨——天山“处处都有丰饶的物品，处处都有奇丽的美景”，也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初期“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情绪构成潜在的内应，并为天山极尽风景化的铺陈渲染埋下了时代共鸣之声的层层铺垫。乐观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保卫边疆等时代情绪与宏大主题在这篇作品中被不漏痕迹地编织在天山绝美风景的字里行间。

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这些现当代新疆游记中对天山不厌其烦地赞美吟诵，从而为国内其他地区普通民众想象新疆和亲近殊方积累了丰富的感性经验和“在场”体验。储安平就曾在登顶天山北麓达子庙高峰时，感叹“当我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我就听到‘天山’；中国有多少人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中国有一个天山啊！”[31]187杨镰也说：“在早年，从书本或歌谣中你想必已经认识了天山。没有人能够忽略或忘记天山，就像不能忘记或忽略黄河、长城、长江、昆仑一样！因为那是中华民族的象征！”[32]244无论是作为和五岳相提并论的山川印象，还是作为孕育万物滋养万民的母性象征，无论是接续化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神话形象，还是面向于世界而打开的中国前门，天山形象在20世纪中国游记中所呈现的不同维度和不同面向，折射的恰是不同时代文化传统与现代改造、历史记忆和时代使命、知识构成与认识装置之间的碰撞与对话，这也为我们理解20世纪新疆形象的形成提供了最直观的风景话语。新时期以来，新疆散文中的天山形象走向纵深和细化，更多的作家尝试从对天山的固化认识中解放出来，以新的词物修辞和探险之旅赋予天山形象更为丰富多样的文化内涵，比如汪曾祺在曾获1982年“北京文学奖”的散文《天山行色》中，着力展现了新疆南山的塔松、天池的碧蓝、平浑无棱角、树长在“山里”的天山之美，赤红如火、风化成形的火焰山之奇，以一己之眼写出独具特色的天山美感。20世纪90年代后，博格达山脉、东天山、白杨沟、南山、火焰山、天山大峡谷等意象更是纷至沓来且自成一统，这也是个人化民间性写作兴起之后，碎片化零散化的游记创作所必然承载的时代风向和转型之路，以此反观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天山形象，也会带给我们尤需珍视的文化经验和感知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