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颖， 汪家海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合肥 230601)

《宠儿》是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之一。特莎·罗杨(Tessa Roynon)称《宠儿》是一本“关于个人、集体和文化记忆的书”[1]。该小说取材于莫里森在兰登书屋做编辑时偶然看见的一张黑人女性杀害女儿的剪报。自问世以来，《宠儿》以其诗化的语言、独特的叙事手法和极具争议性的题材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与研究。迄今为止，对《宠儿》的解读多聚焦于黑人、女性、奴隶等被压迫排挤的弱势群体身上，这与莫里森美国黑人女作家的身份不无关系。但这些解读无疑又忽视了作品中更具普适性的价值观念。亚当·贾巴(Adam Jabbur)在研究《宠儿》的叙事特征时就发现“莫里森的小说对美国奴隶制本身特性的描写远远少于对该制度持久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的描写”[2]。莫里森获得诺奖固然是因为其诗化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力，但更重要的是她的文字反映了美国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群体的精神困境。本文将以申丹提出的隐性进程理论来解读《宠儿》中除黑人文学等显性进程之外的隐性进程。申丹提出的隐性进程是指隐藏在故事情节发展背后的一股叙事暗流，其通常通过陈述性的事实和叙述技巧等来构建。与“隐匿情节”或者“第二情节”不同，隐性进程贯穿全文，在双重叙事进程中，隐性进程与显性进程在主题意义上呈补充性或颠覆性的关系[3]。在托妮·莫里森的《宠儿》中，隐藏在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就与其显性情节互补，显性的控诉之下，莫里森通过隐性进程的设计，展现了当时的美国社会是如何通过强制性的道德准则的内化进而扭曲了女性、黑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对自我精神追求的定义，导致整个社会精神上的荒芜。小说还通过短暂出现的人物——爱弥来尝试寻求解决这种精神困境的办法，和表达对未来精神世界的美好展望。

一、黑人女性被无意识内化的道德所绑架

塞丝(Sethe)的名字取自《圣经》，Seth是Cain残杀Abel后上帝赐给亚当和夏娃的第三子，有着“给予”的意思[4]。在《宠儿》中塞丝所给予的东西就是母爱，母爱对于塞丝来说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动物性本能，她在给予母爱的同时，也通过给予母爱来进行自我肯定。如塞丝对保罗·D谈起那次的“灾难”事件时，莫里森是这样写的：

“然后事情很顺利，跟设想的一样。我们到了这里。我的每一个宝贝，还有我自己。我生了他们，还把他们弄了出来，那可不是撞大运。是我干的。我有帮手，当然了，好多呢，可还是我干的;是我说的，走吧，我说的，快点。是我得多加小心。是我用了自己的头脑。而且还不止那些。那是一种自私自利，我从前根本不知道。感觉起来很好。很好，而且正确。我很大，保罗·D,又深又宽，一伸开胳膊就能把我所有的孩子都揽进怀里。我是那么宽。看来我到了这儿以后更爱他们。也许是因为我在肯塔基不能正当地爱他们，他们不是让我爱的。可是等我到了这里，等我从那辆大车上跳下来——只要我愿意，世界上没有谁我不能爱。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保罗·D没搭腔，因为她并没指望或者要求他回答，可他的确明白了她的意思[5]200。

此处是塞丝与保罗·D的对话，塞丝说那种杀女行为是出于一种自私自利。从显性进程来看，杀女行为可以与残忍、绝望、控诉以及偏执联系在一起，与自私自利却没有多大关系，塞丝把其解释成一种自私的行为看似跳出了常规的表达方式，可从隐性进程来看，这恰恰是对社会强加给黑人女性道德绑架的讽刺。塞丝认为爱是给予，对于刚逃出“甜蜜之家”的塞丝来说，自由是她眼中最重要的东西，为了避免女儿成为奴隶，她亲手杀死了女儿，用塞丝的话来说，她是将孩子带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6]。她选择了给予女儿沉重的自由而不是生命。然而她却忽略了女儿作为一个生命，其脱离母体以后也必将独立，塞丝此时沉溺于社会内化给她的母性职责，并没有意识到人除了给予之外还应有其他真正独立的精神追求，为了保持自己的母亲地位，她残忍地锯开了幼女的喉咙。

塞丝将人生等同于奉献，等同于自己的母亲身份。她的给予是一种让自己得以存在的方式，是塞丝逃出甜蜜之家以后的所有精神寄托。社会内化给塞丝最突出的准则就是给予，母亲这一特殊身份更是被要求无条件的奉献。而塞丝在逃跑路上杀死女儿虽然短暂地使女儿在塞丝的想象中获得了自由，却剥夺了女儿的生命权利。这种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对过去奴隶生活的逃避，然而正如沙赫拉姆·锡斯坦尼(Shahram Sistani)所说：“她认为逃避就能忘记过去的记忆。但事实是，它们不会被遗忘，因为过去已经融入了现在。”[7]因此在杀死女儿之后，脱离了奴隶环境的塞丝受到了来自于社会和自身双重的道德拷问，而社会道德准则的内化又进一步加深了她的罪恶感，也就为宠儿归来以后，塞丝沉溺于施予母爱从而酿成悲剧埋下了伏笔。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两性关系对塞丝来说比母子关系更为平等，在两性关系中，塞丝的给予者的身份被弱化了，因此从而两性关系对塞丝精神世界的构建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例如离开一百二十四号时，对于塞丝的心理，莫里森是这样写的：

真可爱，她想。他肯定以为我听他说出来会受不了。以为在我全告诉他之后，在他对我讲了我有几只脚之后，“再见”会把我打个粉碎。那不是挺可爱吗?

“别了。”她在树林的远端嘟哝着[5]205。

塞丝在保罗·D离开后并未觉得不舍，甚至觉得保罗的担忧是滑稽的，这与前面莫里森对塞丝与保罗之间短暂甜蜜感情的描写则有些冲突。既然塞丝是喜欢保罗·D的，那么为何她在知晓保罗·D即将离开时没有表现出一点留恋呢？结合上一段可知，塞丝所寻找的自我认同更多的是表现为自己身为给予者的身份，保罗·D显然不是单纯处在接受施舍的地位，因此保罗·D的去留对她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

从塞丝的角度来说，人生等同于母爱，等同于给予，从甜蜜之家里逃出来以后，母爱就成了塞丝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母爱本该是高尚且健康的，而包括塞丝在内的所有的黑人母亲却将自己的精神生活全部倚靠到子女身上，以弑婴表达母爱从而获得自我存在的塞丝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以舍弃自己的方式给予爱[8]。这种单一的精神倚靠反映了当时黑人女性在社会的畸形道德准则压迫下丧失了追求自我精神世界的能力和意识，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缺失。

二、奴隶群体的单调精神生活

塞丝从甜蜜之家里逃出来以后受到婆婆贝比的照料，贝比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有解放色彩的人物。贝比在获得自由以后成为一个不入教的牧师，她在树林中央布道，教那些被释放以后无依无靠的黑人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并明确说出一个人的心脏才是他的价值所在。布道作为一种口头文化，对缺少书面历史的黑人来说是很常见的。美国学者多瓦娜·富尔顿(DoVeanna S. Fulton)认为这种文化“代表了黑人女性对黑人文化否定的反抗和她们对于身份认同的追寻”[9]。在和塞丝一起抚养丹芙的时候，贝比这样教育丹芙：

贝比奶奶说人们都瞧不起她，因为她和不同的男人生了八个孩子。黑人和白人都因为这个瞧不起她。奴隶不应该有自己的享乐；他们的身体不应该是那样的，不过他们必须尽量多地生孩子，来取悦他们的主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许有内心深处的快乐。她对我说别听那一套。她说我应该永远听从我的身体，而且爱它[5]258。

这段话看似表达了贝比的自爱精神，表现出贝比在获得身体自由以后对精神自由的追求。然而在目睹塞丝偏执地杀害了自己的孩子以后，贝比再也无法维护这个假象，她“那颗伟大的宽广之心”在再次回忆起奴隶制的压迫以后崩溃了。此时再回过头来看这段描写，作者在描写贝比的自由思想之前用多句歧视性的场景作为铺垫，再在段尾采用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来进行反驳，可以看出，在自由的掩盖之下，是贝比一直都没有脱离思想压迫、从未有过真正精神自由的隐性进程。扩展到整个黑人群体，人们也将施予当成解放。当贝比在一百二十四号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人们在肆意狂欢之后，贝比感到了“浓重的非难气味在空中凝滞”，这与通常狂欢之后的落寞或者疲乏不同。莫里森接着写道：

她拄着锄头把，专心致志地嗅着。她已经习惯于没有人为她祈祷了——但这肆意飘荡的嫌恶却是新的。那不是白人——这一点她还能肯定——所以只能是黑人了。于是，她全明白了。是她的朋友与邻居在生她的气，因为她走的太远，施与得太多，由于不知节制而惹恼了他们[5]172。

从显性情节来看，当时处于底层社会的黑人群体正需要这样一种狂欢，塞丝的到来和斯坦普的莓果使宴会有了契机。然而久经压抑的黑人在放纵快乐以后却开始责难贝比施与得太过了。追求快乐之后竟然会产生罪恶感，而施与却成了救赎和唯一的高尚。给予已经被上升成一种精神上的特权，以致给予过多竟会引起嫉妒。足以见得道德的枷锁已经牢牢地拷在了整个黑人群体身上，追求自身的快乐只会招来罪恶感。

三、白人群体的精神贫乏

加纳夫妇在“甜蜜之家”将黑人奴隶们培养成所谓的男子汉，给予黑人们一定的自由，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黑人们应得的，而是为了表现自己的给予者地位。贝比被赎身出来时，加纳先生和贝比的对话如下：

“你在‘甜蜜之家’待了多久？”

“十年，我想是。”

“挨过饿吗？”

“没有，先生。”

“受过冻吗？”

“没有，先生。”

“有人碰过你一个手指头吗？”

“没有，先生。”

“我让没让黑尔赎你？”

“是的，先生。你让了。”她说道，心里却暗想：可是你占着我的儿子，而我一无所有。我归天以后，他还得一直为了还债让你租来租去[5]182。

这段对话中加纳先生充满了给予者的优越感，加纳对黑人相对善良并不是因为相信他们彼此间是平等的，他只是被无意识内化的价值观绑架了。把当时社会的畸形道德标准当做爱好，当成精神追求，但这只是一种外界的约束。加纳先生缺少自我的精神追求。他唯一的爱好就是与身边的其他白人农场主争论黑人的品性和主人之间的关联，甚至不惜为此打上一架。加纳先生死后，加纳太太尽管“哭得像个孩子似的”却还是将保罗·D的哥哥当做货物卖掉以偿还债务。这一描写看似无意，却强烈反映出白人精神世界的伪善和空虚，从隐性进程来看是必不可少的一笔。加纳夫妇在这种意义上是当时精神上无能的美国白人的代表，贫乏到靠优越感和奴役别人来排遣苦闷。

四、爱弥——对精神充实的向往

爱弥在塞丝逃出的路上出现，在塞丝临盆之际帮助塞丝在水中分娩。因为爱弥的白人女性身份，以往的研究多将爱弥的角色解读成单纯的女性姐妹情谊或者黑人与白人的共生关系。却忽略了爱弥是唯一一个刚出场就有强烈精神需求的人。正如爱弥出场时与塞丝的对话：

“你这是往哪儿去呀，小姐？”

她转过身，用骤然亮起来的眼睛看着塞丝。“波士顿。去找天鹅绒。那里有家商店叫威尔逊。我见过照片，他们那儿有最漂亮的天鹅绒。他们不相信我能找到，可是我能。”[5]44

爱弥的出场与所有人都不同，她一出场就明确表达了自己向往的是什么，而且这种向往是完全个人的，没有掺杂任何社会群体强加给她的价值观。

爱弥的处境并不比奴隶好多少，她孤身一人，母亲在生她时难产而死，她必须帮母亲的雇主干活还债，她并不比黑人奴隶自由多少，可就是凭着对胭脂色天鹅绒的执念，爱弥在重重道德枷锁下保持住了自己的精神追求。还完雇主的债务以后，爱弥并没有像贝比一样陷入迷茫，并没有感到自己身份的缺失。她讲述自己当时心境时如是说道：

“于是，他们就说我就得给他们干活还债。我都干了，可现在我想给自己弄点天鹅绒。”[5]44

爱弥获得自由以后就有了自己明确的追求，她并没有沉湎于过去，而是马上积极开始追寻未来，这与所有有相似经历的黑人奴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遇到塞丝以后，爱弥帮助塞丝的方法并不是将塞丝看成是比自己低一等的人，她帮助塞丝，却并不觉得她可怜。带塞丝到小屋歇息时，塞丝说：

“它爱来就来吧。我站都站不起来，更别说走路了；上帝可怜我，小姐，我根本爬不动。”

“你当然行，露。来吧。”爱弥说道，然后甩了甩够五个脑袋用的头发，朝小道走去。于是塞丝爬着，爱弥在旁边走……她们到达的时候，塞丝已经体无完肤[5]47。

从显性进程来看，爱弥这样的行为显得有些冷漠，但是从隐性进程来看，爱弥是真正拥有完整精神世界的人，她的内心没有被畸形的道德枷锁所禁锢。因此仅仅关注情节发展就容易忽略从隐性进程来看显而易见的意义[10]。爱弥帮助塞丝完全是出于本心，她不扶塞丝是因为她自己已经严重营养不良，她没有透支自己体力去帮助别人，她鼓励塞丝，坚信塞丝具有同样强大的精神力量。这正是精神世界完满的人所具有的平等意识。

事实上这种完满的精神力也确实有着强大的感染力。塞丝坚持爬行到小屋的动力，“是那充满天鹅绒、波士顿和好吃的东西的声音一直激励着她，使她觉得，她到底并不只是那个六个月婴儿弥留之际爬行的墓地。”[5]47爱弥的强大精神力使得塞丝有了前进的能力。此时塞丝坚持爬行并不是为了生产腹中的胎儿，而是爱弥制造的精神幻想，是独立的人应该具有的精神向往，是个人对享乐应有的正常追求，这把塞丝暂时从母性的给予行为中解放出来了，使她有了自己的欲望，而不仅仅是养育胎儿的给予机器。帮助塞丝生产以后，爱弥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应该离开，离开时她说：

“她永远也不会知道我是谁。你会对她讲吗？是谁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她扬起下巴，把目光转向太阳曾经驻足的地方，“你最好告诉她。你听见了吗？就说是爱弥·丹芙小姐。波士顿人。”[5]108

离开时爱弥仍然像出场时一样骄傲，一样坚不可摧。她让塞丝告诉丹芙自己是波士顿人，这在显性进程里看起来无关紧要，在隐性进程里却为塑造爱弥的丰满形象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爱弥向往的胭脂色天鹅绒只在波士顿售卖，她通过标榜自己的波士顿人身份表现自己对于热爱事物永不枯竭的信心，她相信自己能拥有天鹅绒，她敢于幻想自己穿上天鹅绒。“跟波士顿的没法比。波士顿的最好。我要是穿上该有多美呀。你摸过吗？”[5]44她从不压抑自己享乐的欲望，也不抑制自己对美的渴望。爱弥是真正精神健全的人。而由爱弥接生的丹芙最后也醒悟，她终于走出家门，寻求帮助。丹芙的自我救赎也是对欲望的坦诚之路，她坦然接受邻居的捐赠，温柔地对施予者们道谢。丹芙此时摆脱了贝比和塞丝心中对给予执念的内化，拯救了自己。小说最后，宠儿像她当初神秘地出现一样从124号神秘地消失，象征着丹芙最后在群体的帮助下摆脱了过去的梦魇，获得新生[11]。从这种意义上说，和爱弥同名的丹芙是爱弥的延续。

五、结 语

揭开奴隶叙事的表象，《宠儿》通过独特的诗性语言和叙述手法再现了当时美国社会所处的精神荒原。令人心惊的显性情节之下，莫里森通过隐性进程表达了对当时整个美国社会精神缺失的反思，社会的畸形道德框架的内化给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极度依赖，小说还通过短暂出现的爱弥展现出她对人们走出精神荒原的探索，即避免沉溺于伤痛，不仅要直面过去，更要有坚实的独立精神，从而对抗畸形社会准则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