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惠民 王 俊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北京 100089）

通过法律来规范教育事务的需要催生了教育法①，对教育领域法律问题的研究形成了教育法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教育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在法学和教育学的基础之上，也兼顾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教育法是教育法学重要的研究对象，它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属性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教育法学的定位，进而影响其学科体系的构建。教育关乎人类的延续和发展，而法律是社会迈向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世界主要国家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所面对的教育法问题是相通的。比较法巨擘茨威格特与克茨指出，“各种不同的法律秩序，尽管在其历史发展、体系和理论的构成及其实际适用的方式上完全不相同，但是对同样的生活问题—往往直到细节上，采取相同的或者十分类似的解决办法”（茨威格特，2017，第67页）。从功能主义视角来看，教育法是围绕教育现象、教育活动、教育治理而生成的对相关社会事实的调节器。因此，教育法学的功能是“深入现实，理解和解释‘实然’，通过科学的理性运动创造‘应然’，从而超越‘实然’”（秦惠民，2009）。

在比较法的视野中，法学界对于不同国家法律秩序的划分方法与类型未形成一致看法，但是以德国、法国、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和以英国、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普通法系仍然是两大并驾齐驱的法律体系。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普通法是作为一连串的补救手段而产生的，其实践目的是为了使争议获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