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昕娱

摘要：鲜卑是我国古代东胡族系的重要成员，不仅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一政权——北朝（北魏、北周、北齐）政权，还有效地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为隋唐盛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文从物质文化资源、精神文化资源两个层面，对鲜卑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包括生产方式、建筑、社会习俗、宗教、思想等层面的内容，重点探讨鲜卑历史文化的价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鲜卑;历史文化资源;归纳;特征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10-0024-07

关于鲜卑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化的外在形态，对文化资源缺乏必要的归纳与总结。不仅如此，即使在外在形态的研究中，也存在着笼统化、含混化的特征，未能从文化构成的“子要素”出发，进一步深化研究。如在物质文化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仅仅论述了鲜卑物质文化研究取得的成就，却未能在此类成就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归类与特征上的总结，当然也就难以体现鲜卑物质文化的特性。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尽管在外在形态上存在着差异性，但文化资源上却具有共性和传承I生。

一、鲜卑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资源的归纳

（一）物质文化资源归纳

物质文化，是以物质为载体的文化形式，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建筑遗留、生活方式等领域。物质文化既包含人类生产进程中所采用的各种物质手段，也囊括了人类从自然界中所获得的一切成果。纵观现存的鲜卑遗址，可以明确地界定，在鲜卑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必须以物质文化作为先导。

匈奴攻灭东胡部落联盟后，整个东胡不再做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而是分化为不同的小部族，依附在匈奴的羽翼下，漸渐壮大自身，这就给鲜卑族以独立发展的机会。由于匈奴的影响，鲜卑族也采用匈奴的政治体制，并随着匈奴向西的逐渐远遁，而取代其成为中原王朝的另一大威胁。在此期间，鲜卑族由一体逐渐分化开来，但直至魏晋时期，鲜卑诸部在发展历程、社会习俗、管理方式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共同性，如政治结构相似、生活方式相同，当然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其政权的延续方式、嫁娶方式、墓葬方式也逐渐与中原类同，但仍保持着自己的特性。

总体说来，鲜卑物质文化资源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1.生产方式的演变与发展

鲜卑族随着部族力量的不断壮大而走向强盛，具有成熟化、封建化的特征。就农业而言，鲜卑的生产农具在未入主中原时就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今天内蒙古各地发现的遗址可以看出，鲜卑早在东汉时期已有农业，到南北朝时期农业更是成为其重中之重的一项，各种省力、简便、高效率的农具层出不穷，如铁齿漏楱、木斫、陆轴、铁齿耙、鲁斫等，单《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北朝农具就多达30余种。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北魏的新型铁制农具也有所增加，还出现了钢刃熟铁农具。

畜牧业原为游牧民族的主要经济形态，随着鲜卑崛起，尤其是入主中原后，给中原人民带来吃肉、吃奶酪的习俗，使得畜牧业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也是鲜卑人的功劳。据《魏书·食货志》载拓跋焘时“马至两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魏书·宇文福传》也有“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的记载，可见北魏时期畜牧业之发达。

手工业受战争的频发，以及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等因素的制约，在刚开始的时候发展较为缓慢，但在个别领域仍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最为典型的便是各种器皿的研发与生产、纺织、瓷器的制作等。单以冶铁技术而言，不仅生产种类相当多元，包括生活用具、生产用具、武器等，而且质量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商业在两汉时期受到帝王的严厉压制，虽然土族之中的商业行为频繁，但整体社会地位受到歧视。鲜卑族建立北魏王朝后，随着门阀制度的强大，商业也快速发展起来，从现代敦煌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出，有强大的北魏鲜卑政权，我国的丝绸之路得到了有力的保障，西域各国甚至中亚地区都有北魏商人的足迹存在，这是在魏晋之前所不多见的。

2.城市建筑的扩张与完备

鲜卑先是由东北向中北迁徙，而后又趁中原动乱的时机南迁、西迁，各部落在迁徙的同时，曾建立起不少区域型政权，其中规模最大、历史最久，对中国历史影响最深的则是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在北魏的长期发展中，先后有平城、洛阳两座使用时间较长、规模较为齐全、历史文化保存较为完好的都城，而这两座城市也代表了北魏自身发展的两个阶段。

平城为拓跋珪所建，至拓跋宏迁都洛阳之前，平城一直扮演着北魏政治中心的角色。从现在发掘的平城遗址上看，其形制、规模虽然受大同地区地形特点的影响而比较狭窄，但仍规划齐整、结构合理、功能齐全，有着我国古代先进的城市建造特点。自五世纪中期，拓跋魏统一北方以来，平城受地理位置与文化氛围的双重制约，已经越来越难以承担都城的职能，锐意进取的孝文帝拓跋宏决意迁都洛阳，因而洛阳成为北魏的政治、文化中心。

北魏在魏晋洛阳旧址的基础上，整修了外郭城，外郭城呈东西向长方形，规模比起魏晋时期的洛阳更为宏大，其中各个功能区域已经得到明显的划分，因而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为隋代的大兴城、唐代的长安城和洛阳城开创了先例。

除了都城的建设外，鲜卑还不断缩小两汉以来的行政区划，并在各个小单位的行政区划上进行城市建设。这些城市虽然规制等远远比不上都城的宏伟，但也给了当地以良好的开发，从这方面看鲜卑为我国边远地区经济的开发也做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在鲜卑统治中原时期，中原的佛寺尤其多，据《洛阳伽蓝记》的统计，大小寺庙计有1000余所。同时，根据目前平城遗留下来的建筑遗迹看，其云冈石窟现存洞窟45个，造像51000余躯，是中国最大的石窟之一。难怪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感叹道“凿石开山，因严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可见，石窟在我国雕塑史上影响深远，由此石窟雕塑的文化，也成为我国社会文化史领域的宝贵财富。

3.社会生活的丰富与多元

社会生活是物质文化最直观的体现，相比于之前朝代，拓跋鲜卑所构建的北魏，社会生活更为市民化、多元化。一般而言，社会生活可以分为衣食住行四个领域。

就衣而言，胡服是少数民族衣着的统称，相比于汉服的宽袍大袖，胡服多紧身、窄袖，便于行动。未人中原时的鲜卑在生产方式上以游猎、畜牧为主，因而在服装上也必须契合游牧的需要，通常身穿小袖紧袍，着靴，腰问束隔带。正如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言“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勒，皆便于涉草”，这和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差不多，并无太大的变化。拓跋魏迁都洛阳后，鲜卑族汉化进程加快，生产方式、政治制度转变的同时，生活方式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转变，服饰中融入了很多汉族元素，《北齐校书图》中所记载的“通天冠、绛纱袍”等都是显证，从鲜卑人衣着变化的汉化程度，已看不出其游牧民族的特性。

鲜卑在饮食上与汉族也有着不小的差异。鲜卑早期，多以乳制品和肉食为主，至北朝时，由于对发酵技术的掌握，馒头、发面饼等日益成为主食。在古代汉族民众的饮食结构中，很少会有乳及乳制品，游牧民族的入侵以及畜牧业的发达，使得乳制品成为北方汉族人民经常使用的食物，以至于南朝大臣王肃初至北方时，竟不识酪浆等物。

在居住上，鲜卑民族未入主中原之前，住的是毡房，或者“天为幕地为席”。在与汉文化接触之后，鲜卑逐渐摈弃毡房的游牧居住方式，改为木结构的房屋式定居居住方式，这是鲜卑最显著的进步之一。随着北魏的建立，鲜卑开始修筑城池、规划街道、营造宫殿等，逐步与汉民族趋同，并再不分彼此了。

婚丧嫁娶是社会风俗与生活方式的典型反映，《礼记》作为古代礼仪规范的“教科书”，针对婚丧嫁娶的内容最多。早期鲜卑在婚姻习俗上与汉族相差甚大，妇女一定程度上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婚姻，甚至有部分还具有婚前性自由的特性，这在汉族地区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北史·高车传》记载：“处女歌谣云：求良夫，当如倍侯”;如《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了乌桓的婚俗：“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故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父子男女，相对蹲踞，悉髡头以为轻便。”至于其他生活习俗而言，尽管拓跋鲜卑还在有意无意地遵守某些“祖制”，但整体趋势已经向复杂的汉族礼仪发展，因而这些“祖制”也逐渐变成了象征。

（二）精神文化资源归纳

精神文化是指人类精神世界的文化，反映在宗教信仰、文艺创作、哲学思想、道德法律等层面之中。鲜卑源出东胡，故鲜卑的精神文化反映在骑马和摔跤上，这是大多数游牧民族的共性。当然也有异同性，比如在宗教文化上，鲜卑选择了大乘佛教，并留下大量的遗存;在文学创作上，也留下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与南朝相映生辉;在艺术成就上，从云冈、龙门石窟，以及大量的佛教造像中，便能感受其中的高超，这是大多数少数民族所不具有的。

1.浓厚的宗教文化

宗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精神文化的内核，无论是南方的汉族政权，还是北方的胡族政權都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为佛教。当然，在佛教盛行之前，东胡各族，包括鲜卑在内，大都信奉萨满教等巫文化，萨满教以万物有灵为基础，是较为原始的宗教形式。

范晔《后汉书》：“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萨满教作为原始宗教形态，其“巫文化”的特性很重，而且巫医不分家，使得在萨满影响下的鲜卑，社会功能很粗糙，生产力进步有限，基本上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早期，难以满足部族的发展和壮大。鲜卑建立北魏王朝后，其迅速从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宗教信仰也因封建化、汉化之后鲜卑政权的实际需要，日益为中国原有的道教和佛教所代替。但萨满教的许多仪式仍然保存了下来，《南齐书》载鲜卑祭天礼仪为“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群、马尾被”，与汉族王朝的南郊祀天的严谨性、浩大性和神秘性迥然不同。拓跋鲜卑内迁之后，随着帝王威权的日益加重，能与其分庭抗礼的大祭司逐渐被抛弃，萨满教也走向了衰落，继之而起的是佛教。

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魏晋时期最为显赫，这一方面和佛教所宣扬的轮回和现世受苦、来世享福的理论有关：另一方面也和统治者为强化统治，有意利用宗教维护统治、使治下百姓顺从有关。北魏统治稳定之后，佛教获得了长足发展，历代皇帝都广设寺院、雕凿石窟。据统计，至北魏末年，北朝各地计有寺院3万余，僧尼200余万人。雕凿的石窟著名的有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

佛教的盛行虽然有助于麻痹民众的斗争思想，但也会造成兵源、税源减少现象。加之佛道之间的斗争日常激烈，个别君主曾有过抑制佛教之举，最有名的就是“三武灭佛”，其中第一武便是魏太武帝拓跋焘，他的主要目的是从佛教寺院中获取财富和人口。

2.兴盛的文学创作

魏晋时期的文学，上承秦汉之朴素，下启盛唐之宏大，创造出了独属于这一时代的绮丽，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关键阶段。当然，受主客观各种因素的制约，以鲜卑为统治民族的北朝，在文学创作上较南朝有着一定的差距。

早期鲜卑因汉化不深，少有文学作品流传下来。迁都洛阳后的北魏，文学创作迎来了一波小高峰，这时文学创作的主体主要包括三种：汉化后的鲜卑人、北方地区原有汉人，以及从南朝归顺的汉人。以数量而言，北方地区原有汉人居主体;而以质量论，则南朝归顺汉人的文学作品更胜一筹。总体而言，南北朝的文学创作都存在文风绮丽乃至绮靡的问题，而北朝的文风绮靡主要为“偷师”南朝文学风格所致。

当然，还有一批经典的散文作家与作品，如郦道元、杨街之等人。郦道元的《水经注》虽然是一本地理学著作，文笔却非常自然、生动，成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成为这一时代别具一格的表现形式。

诗文创作是魏晋时期文学的主体，北魏初期诗文创作相当凋落，经太武帝、孝文帝两次汉化后，诗文创作走向复兴，且呈现出明显的南朝化倾向。但北方毕竟为金戈铁马之地，非南朝温柔乡可比，诗文创作中也多慷慨悲歌之词，如王肃的《悲平城》“悲平城，驱马入云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形式虽仿南朝，风格却迥异，又不见绮丽的感觉，给人以一种读起来朗朗上口的韵味。

3.高超的艺术成就

佛教是魏晋南北朝精神文化的内核，这一点在艺术领域尤为如此，雕塑、绘画、舞蹈、音乐乃至书法等艺术门类无一不受佛教影响。因而，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懂佛学，就不懂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雕像是北朝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现在中国境内留存的佛陀雕像，大都为北朝产物，尤以佛教雕像居多，木雕泥塑像最为典型，但不易保存，石雕则可以历千年而不朽。20世纪曲阳修德寺、博兴龙华寺发现出土的石雕俱是北朝产物。

大型石窟多依山而凿，比如众所周知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以及河北、山东一带的青条石汉服佛像等，莫不是如此。唯独起始于北魏时期的莫高窟却与此不同，莫高窟所在的玉门山，其质地疏松难以雕凿，因而佛像为泥和夹紵制成，再涂以一定的色彩。

除了石雕、泥塑以外，金铜造像也比较普遍，不过留下来的很少，也多数随战乱而湮没了，留下来的大部分是从北魏贵族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绘画艺术大发展的时代，绘画题材仍以宗教题材为主，各种形式的佛像画、故事画层出不穷。就佛像画而言，包括菩萨像、罗汉像、鬼神像、明王像、飞天像、供养像乃至高僧像等数十种。

故事画所描绘的多为佛教故事，兼具叙事功能和惩恶扬善的意味，来源多为佛经记载。到了现代，大量北魏时期的壁画和故事画已不多见，但从不断新发掘出来的墓葬中可以略见一斑：其色彩之鲜丽、人物之栩栩如生，而为后世壁画、故事画的鼻祖。

就书法而言，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书法发展的重要节点，其中魏碑以其古朴之气，尤为著名，后世书法名家，对魏碑体无不交口称赞。魏碑分方笔魏碑以及方圆兼用魏碑两大类，洛阳龙门、大同云冈都有着大量魏碑，尤以云冈石窟太和七年造像题记为最。该题记共341字，分布在长78厘米，高37厘米的碑面上，共计25行，每行14～16字不等，由于年代久远，不少字已经斑驳不可读，体势、笔画、意态仍有浓厚的隶书遗风。受佛教东传的影响，鲜卑的音乐舞蹈也发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既有汉族原先的舞蹈形式，也有鲜卑既有的舞蹈遗风，当然也囊括了佛教的主题思想，最为典型的则是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和供养。

二、鲜卑历史文化资源特征分析

精神文化资源是建立在物质文化资源基础上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因此想要分析清楚鲜卑的精神文化资源，也必须从物质文化资源上人手。根据文献记载以及现存的鲜卑文化遗存，可以发现鲜卑民族拥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鲜卑的部落性特征。部落性的对外表现形式是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和部落联盟制，鲜卑的发展亦如此。因此，部落是鲜卑最为明显的社会组织，部落内部的所有事务都由部落协商决定，部落酋长在其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在部落之外是部落联盟，由无数小部落联合成为大部落，有几十支大部落联合成一个比较松散的部落联盟。而在部落联盟之上，又有中央集权制的韵味，即由实力最强大的部落酋长担任“大单于”，其他大部落酋长以各个“王”的爵位分别担任部落联盟制中的重要官位。

在实力最大的“大单于”中，他的兄弟和儿子也各有属于自己的分部落，一旦政权需要更替，除了担任下一代“大单于”的儿子或兄弟成为自己部落中最大部落的酋长外，其他儿子和兄弟也可以分别领一些分部落单独发展。因而越到最后，游牧民族中的外姓部落逐渐边缘化，自己姓部落实力庞大，并持续性地不断分化。因此，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早期的鲜卑，各部落都有同一个祖宗。

尽管鲜卑后来融入了汉文化，但在融合的过程中，部落时代形成的心理因素仍然深深地影响了其文化形态。比如，畜牧业在北魏经济中的地位一直相当重要，便是部落时期游牧特征所决定的;土族制度发展变化成门阀制度，这也是鲜卑进入中原后，由部落制演变而成的。包括后世著名的府兵制，也是这种部落特性的进一步延伸。

第二，鲜卑的融合性特征。民族融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底色，拓跋鲜卑自身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民族融合的历程。而民族融合又是拓跋魏的主要国策，因而，拓跋魏时期的所有物质文化，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融合的特征。

融合性当然就成为其物质文化资源的典型属性。北魏迁都洛阳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政治制度乃至文化上都向汉族靠拢。反映到服饰上，便是传统的紧身胡服，转变为汉式的宽袍大袖：反映到文学上，便是北方文人在文学创作中会吸收借鉴南方的绮丽，而南方也会利用北方的古朴来矫正文学创中的俗媚：反映到生活方式上，就是农业逐渐上升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各种面食取代畜牧业的肉食而成为鲜卑人的主要饮食对象。

第三，鲜卑的封建文明性特征。进入中原后，鲜卑受到了中原封建文化的强烈影响，首先的表现特征是他们开始建立城市，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农业，但在最初时候，封建文明性的特征还不是很明显。不过，在五胡乱华期间，凡鲜卑人建立的政权，都比较看重对汉人的保护，诚然这种保护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供养鲜卑政权的延续，但不可避免地，因汉人的影响，这些鲜卑政权不再自称“大单于”，而是按照汉人的礼制开始称王称帝，并初步将政权建设完备起来。

到了鲜卑建立北魏政权后，鲜卑人的封建文明性的表现越发明显。其最主要的变化在于，不再靠掳掠来维持政权需要，也不再靠破坏和杀戮为乐，而是注重“养民”。在这种状态下，鲜卑族内的各个部落迅速瓦解，并逐渐变成了门阀，掌握数个州郡的军政大权，并形成隐形的割据，以应对北魏中央的统治。而北魏政权也依靠这种门阀制度站稳了脚跟，并根据与自己的亲疏程度，以及在国内地位的高低予以门阀的承认和支持，同时予以“九品中正制”的官职任命，进而形成中央集权和地方门阀并存的局面。这给中原汉人迅速恢复元气奠定了坚实基础，也给北魏后期持续几十年的动乱带来了很大的弊端。

除此之外，还有在服侍、饮食、宗教、生活、丧葬嫁娶上，都表现出了鲜卑人的封建文明特性，这些在中原各地都有遗存。

从以上三个特征中延伸，鲜卑物质文化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首先是生产力不断发展，表现在鲜卑作为游牧民族，相对于汉民族来说，本身就很落后。拓跋鲜卑建立北魏以后，在强烈的汉民族文化影响下，以及出于统治的需要，鲜卑的生产力才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其次是物质文明不断提升：鲜卑作为游牧民族，物质文明远远低于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汉族，这在战争初期给汉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到了后期，随着鲜卑统治地位的逐渐升温，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关键期也随之到来。表现比较明显的是汉族物质文明不断滲入鲜卑，鲜卑逐步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变，其生活方式、民族认同、统治方式也趋于一致，并最终融入汉族之中。如鲜卑族建立的第一座城市王庭，就在高柳北弹汗山（现内蒙古包头一带的大青山）上;其后的第二座城池平城，就建立在现在的山西省大同市。

再次，物质文化遗存有着明显的巫文化和流传中原的佛教及道教色彩。物质遗产主要指鲜卑遗留下来的各种物质文化遗存，如日用品以及建筑等，从2014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发掘的两座贵族大墓中，就可以看出其受萨满巫文化（不置棺木、不起坟茔）的严重影响。随着鲜卑族的南下，其逐渐受到中原地区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因而鲜卑的宗教色彩也从巫文化转变为接受佛道二教的影响。从现在流传在山西、河北一带的壁画上看，鲜卑族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大都烙上了佛教的印迹。

三、鲜卑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及其影响

（一）鲜卑历史在民族史的地位

首先，鲜卑是我国民族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各个民族在相互的交流与融合中，共同促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当然，民族融合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战争、杀戮也是民族融合的常态，因而鲜卑作为兴起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主体，其在中华民族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体现在以下四点：第一，鲜卑民族活动的范围在现代中国的辽宁省、内蒙古及中原地区。尽管鲜卑起源于边疆地区，但在匈奴被迫西迁后，便从边境的部落制国家逐步发展为黄河流域的封建王朝。第二，鲜卑主动追求民族问的融合。与其他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相比，尽管在民族融合初期，鲜卑贵族予以坚决的抵制，但在魏孝文帝拓跋宏的坚持和实际行动下，鲜卑的汉化过程非常迅速。易汉服、采汉姓、习汉语，这样的做法在北魏之前几乎没有，北魏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汉族、鲜卑两大民族的融合，也为中华民族日后的大一统打好了基础。第三，鲜卑彻底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之中。鲜卑在北周代西魏、北齐代东魏后，仍有吐谷浑这样强大的地方政权存在，直到被吐蕃灭亡。隋唐以后，鲜卑独立的民族地位不复存在，但关陇集团中的绝大多数都有鲜卑的遗迹和影响存在。具体表现就是汉民族出现的复姓：慕容、宇文、长孙、独孤等。由此可见，鲜卑族的消失，不同于匈奴等族的远遁，更多的是彻底地融入汉民族之中，从而影响隋唐以后历史一千多年。第四，鲜卑的历史成就奠定其民族史地位。鲜卑从东汉时期一直屹立到隋唐时，其由游牧民族转为农耕民族，又由农耕民族融合成为汉人，其在五百多年的发展中为我国的封建文化贡献了不少的成就。

其次，鲜卑是维护中原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秦汉以来，帝王多奉行将少数民族迁入内地的政策，但不进行主动的融合。因而这样的政策，使得并州（今山西）的移民最多，其中匈奴为最。少数民族移民与汉民族在思想、信仰乃至行为习惯层面存在着很大的异质性，导致了后来的五胡乱华的产生。比较明显的是汉戎杂居，双方之间的戾气日益旺盛，不少有识之士已经感觉到北戎对中原的危害，江统在《徙戎论》中不无忧虑地表示：“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永嘉内乱以来，各族之间的斗争纷扰不休，社会动荡异常，给北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战争灾难。直至拓跋魏统一北朝，这一汉戎杂居、汉戎相互仇视的状态，才得到有效缓解。这也使得中国进入总体分裂、局部统一安稳的对峙态势，尽管南北朝之间还经常会发生战争，如东晋就屡次北伐，但战争多集中于边境地带，战争影响范围也不广，进而使得北方的生产力获得快速恢复和发展，也为未来的大一统制造了良好的条件。

最后，鲜卑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推动力。北魏作为统一中原的鲜卑王朝，无论是统治区域、统治时间以及历史影响都要远远超过其他异民族政权。因而中国民族融合的关键期便发生在北魏及其后的东魏、西魏、北周、北齐时期，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不仅仅是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也是北魏统治者的自我追求，最典型的便是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当然，拓跋魏并非一开始就看重民族融合与汉化政策，在魏明元帝时还有大臣主张“京师杂人，不可保信，宜诛其非类者”，@即希望驱逐非鲜卑族的其他民族人民。然而，随着拓跋魏地方的扩大以及统一进程的加快，汉化、封建化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而出现在拓跋统治者面前时，魏孝文帝拓跋宏便力排众议，坚决执行汉化政策，并为此迁都洛阳，从而减少拓跋贵族对汉化政策的阻力。拓跋宏采取的鼓励民族通婚、评定土族门第政策，以及易衣服、语言、风俗、典制等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汉族与鲜卑的融合，为中华文化走向隋唐时的全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鲜卑历史文化在草原文化体系中的缔造作用

首先，吸收融入鲜卑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相比于宋以后的民族纷争和民族仇视，魏晋南北朝时的民族更为多元，参与到民族混战中的民族除五胡以外，尚有丁零、吐谷浑、铁弗等族。鲜卑作为这些民族中影响力最大的民族，早在南迁之前，便已开启了民族融合的进程。此时的鲜卑文化主体多为草原游牧民族，因而可以视作草原文化。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拓跋魏全面汉化之后，鲜卑文化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但其作为一种无意识共同心理，仍然影响着北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如南北朝时，无论是汉人居统治地位的南朝，还是鲜卑居统治地位的北朝，都普遍信奉佛教，南朝的佛教信仰偏向于理论性，北朝则崇尚实行，此即鲜卑固有文化理念在宗教信仰中的作用及表现。

其次，拓跋鲜卑文化为汉族文化注入了活力。在民族融合中，除了鲜卑人的汉化政策外，也给汉人带来很多游牧民族文化及来自中亚的外来文化。比较著名的粟特人的迁居，以及胡凳、胡床的传入和奶制品的普及等，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贡献了力量。此外，鲜卑人的尚武精神也极大地刺激了汉民族，使得汉人在接下来的王朝建立与兴盛过程中，得以始终保持血性进行斗争，而不是成为待宰的羔羊一般，等待整个民族灭绝命运的降临。

最后，拓跋鲜卑继承发展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北魏崛起之初，在民族政策上对汉族持仇视态度。但随着王朝政治军事的不断发展，以及统治的需要，北魏统治者的策略发生了变化。登国元年，拓跋珪改称魏王，十年后称帝，且定国号为魏。此举的目的就是昭告天下，拓跋魏才是曹魏政权的合法继承人，是中华之主，从而打击、消解东晋长期以来占据的“正统”优势。这表明拓跋魏对中华文化，尤其是玄机颇多的政治文化在理解上又上了一个新层面。魏太武帝、道武帝时期活跃的清河崔氏家族，对拓跋魏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推动，日益使拓跋魏从鲜卑化走向汉化，如宗庙社稷、官制爵品、雅乐朝仪等都是汉族王朝立政之初的首要工作，此举是拓跋魏王朝具有了汉族王朝的特征。至魏孝文帝时，在拓跋珪、拓跋焘的基础上开启全面汉化改革，北魏政权由此成为地地道道的汉族化政权，而拓跋宏本人也被汉族知识分子吹嘘为“四三皇而六五帝”的圣主明君。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