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 丹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郑振铎先生认为，朱熹“把《诗经》和《楚辞》两部伟大的古代名著，从汉、唐诸儒的谬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承认其为伟大的文学作品。这个功绩是极大的”[1]531。《楚辞》研究曾一直停留在汉代学术的研究范畴中，直到朱熹的《楚辞集注》一书编成，才使《楚辞》研究出现了全新的局面。朱熹能自觉扬弃《楚辞》研究中的汉代经学标准，阐发《楚辞》作为文学作品的抒发情感、表现忧患意识的总体特征，开启了后世《楚辞》文学的正确方向及研究热潮，可谓功绩卓著。然而，对于朱熹如何将《楚辞》从汉、唐诸儒的经学注解中解放出来、恢复其本来面目，学界对其内在的经学思想变革之原因探求尤为不足。事实上，朱熹的楚辞学研究新突破，却恰恰根源于其经学思想的变革。从朱熹经学思想的“文道观”“探求本义”“沈潜反复”可以研究朱熹楚辞学研究及创作取得历史功绩的内在原因，同时结合朱熹楚辞文体学的历史贡献，可进一步认识朱熹楚辞学在中国楚辞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一 、朱熹经学之“道”与《楚辞》之“文”

朱熹《楚辞集注》云：“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唫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 此予之所以每有味于其言，而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