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松林

(安徽建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合肥 230601)

宗教是启蒙时代无法回避的主题，诚如彼得·盖伊所言，“所有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宗教信仰。对于一个批判的时代来说，这个事实就需要解释了”[1]380。宗教启蒙亦是当时最棘手的思想启蒙。在西方，历史地看，现代化的一项最复杂、最艰巨的工作就是如何安置宗教，如何净化信仰。一般而论，启蒙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批判宗教，“假如我们想寻找启蒙时代的一般特征，那么按照传统回答，它的基本特征显然是它对宗教的批判的、怀疑的态度。”[2]127不过，这样的笼统看法还是很不严谨，德国著名思想家卡西尔进一步修正道，“如果我们想用具体历史事实检验这种传统观点，那么就德国和英国的启蒙思想而言，我们马上就会持有最重大的怀疑和保留态度。然而，18世纪的法国哲学却似乎不容争辩地证实了这一传统观点”[2]127。各国启蒙运动对待宗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宗教启蒙相比其他主题共识度最低，使其更加棘手与困难。

在宗教启蒙上，苏格兰启蒙运动静水潜流，温和而又不失突破。苏格兰启蒙运动对“腐败的宗教”的批判与反思、对“真正的宗教”之启蒙与建构，卓有成效地使宗教回归本真，从而净化了宗教信仰。苏格兰启蒙运动另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进一步吸收与同化了科学文化，回应与解答了宗教祛魅之后的现代性世界如何可能的难题，有力地完成了宗教现代化课题。

一、批判与反思：“最好的东西的腐败产生最坏的东西”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群体尽管信仰有异，但在宗教启蒙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那就是哈奇森式的“宗教情操”——如何引领民众通往现实的幸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