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培

(山东大学 《文史哲》编辑部，山东 济南 250100)

在中华文化象喻系统中，花卉占有重要位置，牡丹和梅花在众卉中拔出流品，地位尊崇。对牡丹的追崇盛于唐，在北宋的真宗、仁宗时期达到高峰。南宋以来，牡丹虽然仍地位尊贵(1)如南宋末年成书的《全芳备祖》的编者陈景沂在该书序中说：“或曰：牡丹、芍药、海棠之无实无香，胡为而亦处其上？答曰：此贵之也。”(《全芳备祖序》，陈景沂编，祝穆订正，程杰、王三毛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但已经逐渐褪去了光彩，代之而起的是梅花。梅花从宋初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南宋以来，随着文化重心的南移，南方触目所见的梅花随成为人们寄托审美情感的最重要花卉。尤其是南宋中后期至元初，梅花象喻被不断塑造，逐渐成为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的象征。对于这两种花卉的文学书写，学界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但是对其在文化生活中地位升降的原因，则鲜有问津者。

关于牡丹与梅花地位的升降变迁，南宋的罗大经说过这样的话：“(梅花)至六朝时，乃略有咏之者，及唐而吟咏滋多，至本朝，则诗与歌词连篇累牍，推为群芳之首，至恨《离骚》集众香草而不应遗梅。余观《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药、棠棣、兰之类，无不歌咏，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岂独取其材与实而遗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后世，亦未可知也。盖天地之气，腾降变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随之。故或昔有而今无，或昔无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异，或昔瑰异而今庸凡，要皆难以一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