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柯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一、“政治家”：现代思想的返祖现象？

自1895年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取得较大影响以来，韦伯的政治论说和书写进入了一个活跃期，直至1920年他去世。在这些论著中，“政治家”作为政治的担纲者，始终居于核心位置。韦伯将政治家设想为一个有远见、胆识和魄力的领导者，甚至是一位具备卡里斯玛特质的领袖，能以其个人魅力为僵化的官僚制注入新生命，并领导国家取得国际竞争的胜利。

围绕着韦伯的政治家构想，历来有很多争议乃至指责。这些声音首先关乎政治家形象的历史后果，例如沃尔夫冈·蒙森认为，政治家是西方理性主义解体之途上的重要站点，它为魏玛时期的政治激进主义铺平了道路，并最终导致了纳粹统治的崛起。[1]当哈贝马斯在1964年的韦伯百年诞辰纪念上称施米特是“韦伯的嫡子”之时，他显然也赞同蒙森对韦伯的严厉指控。[2]

基于这些判断，学界普遍将韦伯的政治家视为失败之作。其中，当前的一类代表性观点侧重从具体处境的角度来分析韦伯的动机。在他们看来，政治家构想是在特定政治局势压迫下提出的权宜之举。也即是说，“人格魅力的”“威权的”东西都属于“前现代政治哲学剩余物”，卡里斯玛权威之间的斗争也都属于前现代现象，将这种剩余物塞入现代理性秩序的做法好比一种应激反应，是韦伯的个人失误。[3-5]这种观点忽视了卡里斯玛在韦伯学说中的理论必要性，并大大简化了问题，以至于似乎把前现代因素从现代政治和政制中清除出去，“德国的浩劫”就有可能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