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龙，黄 欣

(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长沙 410076)

引 言

十八大以来国企高管持股的利好政策持续增多(1)2019年11月国资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2020年5月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这两个制度提高了国企股权激励高管的持股比例，进一步提高了国企高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的积极性。，以顶层设计为核心的内部控制制度也逐渐完善。与此同时，国企高管持股比例和内部控制质量对投资活动的影响也愈加显著：首先，遵循激励相容原则，国企股权激励政策能提高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有利于国企投资决策与长期发展(林毅夫，2019)[1]；其次，为了避免非效率投资，国企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能促进其投资效率的提升(李万福，2011)[2]。激励和约束并重能有效治理国企过度投资行为。

国企过度投资的研究大多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壕沟防御假说，从高管持股(刘美玉等，2019)[3]、高管权力(周军，2017)[4]、公司治理(张功富等，2009；方红星等，2013)[5-6]和制度环境(曹春方，2014)[7]等多个维度探究影响国企过度投资的主要因素。在激励与约束机制下，国企内部控制应对制度缺陷造成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直接约束高管的投资行为，还与监督激励机制一同规范高管持股，间接制约高管的投资决策。内部控制会影响高管持股双重效应下的过度投资，但具体作用不详。因此，探讨国企高管持股与内部控制对过度投资的交互作用，能丰富治理机制导向下的过度投资理论，有助于协同推进国企高管股权激励政策、优化国企内控体系，从而不断提高国企整体投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