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 瑶

[浙江大学，杭州 310058]

《二十四诗品》的诗学思想和美学意蕴之深刻与丰富历来为人所称，其对唐人诗学尤其是近体诗学基本问题的理论的回应与针砭，某种程度上具有集唐人诗格之大成的性质。(1)20世纪90年代，陈尚君、汪涌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提出了《二十四诗品》作者非司空图，而系明末怀悦据《诗家一指》伪造(参见《中国古籍研究》，1996年第1期)。其后，张健《〈诗家一指〉的产生时代与作者——兼论〈二十四诗品〉作者问题》指出作者并非怀悦，而可能是虞集(《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由此引发了关于《二十四诗品》作者归属的大讨论。然持作者为司空图之说者仍多，如祖保泉《司空图诗文研究》《二十四诗品校注译评》、张少康《司空图及其诗论研究》、王步高《司空图评传》等。笔者在探讨晚唐五代诗格的过程中发现《二十四诗品》之诗学思想与司空图本人的诗文论以及晚唐五代苦吟诗风以及诗格理论多有合契之处。在未有更确切之文献证据之前，仍归之于司空图。清人薛雪《一瓢诗话》曾云：“司空表圣《诗品》二十四则，无一毫剩义，学诗不可不熟读深思。”(2)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18页。但以诗论诗的意象式批评无疑也增加了文本以及诗学思想的解读难度。迄今为止，关于各品的文本释义和诗学内涵解读仍多有未尽之处。(3)张国庆：《二十四诗品百年研究述评》，《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本文旨在通过对“缜密”一品的文本细读，寻绎其理论脉络，并对其诗学语境和内涵加以发掘和阐释。以期通过系列个案研究，为更宏通地把握《二十四诗品》的诗学渊源和美学内涵提供一种新的思路，甚或为作者归属问题进一解。

一、缜密与诗思及意象创造

“缜密”，语出《礼记·聘义》：“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郑玄注：“缜，致也。”《说文解字》云：“緻，密也。”(4)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六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66页。本义是形容玉石的纹理细致、坚密，由此引申出性格、品格谨慎周密之义。《南史·孔休源传》：“性缜密，未尝言禁中事。”处事能“缜密”，则无害，故近乎知。文章能“缜密”，则无疵，而近乎善。《文心雕龙·指瑕》云：“管仲有言：‘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然则声不假翼，其飞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难；以之垂文，可不慎欤？古来文才，异世争驱；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纤密，而虑动难圆，鲜无瑕病”“斯言一玷，千载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亚。”(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37页。以下由于引文较多，不再一一出注。故唐人言“缜密”往往总道德、文章而言，如李恒《授杜元颖平章事制》：“器缜密以含章”，(6)董诰：《全唐文》卷6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83页。李忱《授崔慎由平章事制》：“良玉凝缜密之姿”，(7)董诰：《全唐文》卷79，第832页。权德舆《比部郎中崔君元翰集序》：“其文若干篇，闳茂博厚，菁华缜密，足以希前古而耸后学。”(8)董诰：《全唐文》卷489，第4998页。

《二十四诗品》“缜密”一品之内涵首先也即谨严、慎密、无疵。首句“是有真迹，如不可知”，以喻完美无疵之“诗”本体(或“诗”意象)。这种思维和表述方式纯然是玄学式的，且与晚唐以来“诗”歌概念本身的“玄化”有关。虚中《流类手鉴》云：“夫诗道幽远，理入玄微。凡俗罔知，以为浅近。”(9)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年，第418页。神彧《诗格·论诗道》：“至玄至妙，非言所及，若悟诗道，方知其难。”(10)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494页。这种“玄化”的诗观在司空图的诗论中也有体现，如《诗赋》“神而不知，知而难状。挥之八垠，卷之万象”以及《与李生论诗书》“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11)董诰：《全唐文》卷807，第8485页。皆可与“是有真迹，如不可知”相参看。

体现在创作中，这“如不可知”的“是有真迹”又与虚灵玄妙、难以捉摸的“神思”以及诗歌“意象”的生成关系甚密。盖相较“术”(技)，思之“神”(理)无疑更加幽微难言：“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因此，“是有真迹，如不可知”并不单就具体的诗歌“意象”创造本身而言，同时也是对在意象创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玄远幽微之“神思”以及“运思”之妙的一种玄学式譬喻。故杨廷芝《诗品浅解》云：“是有真迹，不可形似；如不可知，理可微会”。(12)孙联奎、杨廷芝：《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07页。

至于“意象欲出”，乃“真迹”未显之态。此“欲出”之“意象”即《庄子·达生》“梓庆削木为鐻”寓言中的“见鐻”。较之“成鐻”，“见鐻”乃心中之鐻，是艺术的最高也是理想境界，所谓“见者惊犹鬼神。”(13)王先谦撰，沈啸寰点校：《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63-164页。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中的“意象”正从庄子的大匠寓言中化出。此处的“意象未出，造化已奇”显然直接本乎刘勰“神思”，以喻诗人运思之妙，巧夺天工，乃至其未显之时已堪令造化惊奇。无独有偶，“见者尤惊鬼神”也是苦吟派所追求的入玄之境。虚中《流类手鉴》“举诗类例”：

阆仙诗：“家辞临水郡，雨到读书山。”李洞诗：“灯照楼中雨，书来海上风。”以上是阴阳造化之句。

阆仙诗：“祭间收朔雪，吊后折寒花。”己师诗：“瘴雨无时滴，蛮风有穴吹。”以上是感动天地之句。(14)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420-421页。

关于“要路愈远，幽行为迟”二句，历来歧解纷纷，实而仍是上接“是有”四句，乃就诗“思”之迟速而言。《文心雕龙·神思》：“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此处以“要路”喻“逸才爽迅”之士。其失则《指瑕》所谓“羿氏舛射，东野败驾。虽有俊才，谬则多谢”。因此，初看似康庄易达，实则“愈远”。故杨振纲《诗品解》云“使第趁精神之所至，一往莫御，则疏节脱目亦复不少，故进之以缜密”，(15)郭绍虞：《诗品集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26页。可谓得之。

“幽行”，则喻“覃思之人”。其为文“情饶歧路，鉴在虑后，研虑方定”，“故愈久而致绩”，故曰“为迟”。也因此，才敏而能缜密者就显得殊为难得，《文心雕龙·才略》：“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杨廷芝《诗品浅解》云“要路之所以愈远者，等无可躐，幽行所以为迟者，境非易臻”，(16)孙联奎、杨廷芝：《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第107页。若就才思而言，庶几近之。这种以行路喻诗思之迟速的譬喻方式也为唐人所承，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论常建诗曰“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惟论意表”，(17)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15页。也可为此二句进一解。

二、“缜密”之“法”与晚唐五代诗格之“磨炼”理论

“水流花开，清露未晞”二句，则是比喻“意象”已出之貌及其浑成无迹之感和清新、自然之态。这其中同时也隐含着“缜密”的第二层含义：意脉的绵密无迹。此一内涵又涉及古典文论、诗论所探讨的“法”“法度”“篇法”“章法”问题。陆机《文赋》：“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已开其源。至《文心雕龙》始真正展开，如《章句》篇“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镕裁》“首尾圆合，条贯统序”，《附会》“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首尾周密，表里一体”等，从章句到篇章结构层面加以探讨。

晋宋以来，随着诗歌创作的文人化、专精化，诗法一途大开。大谢诗在“兴会标举”之外，也极法度之缜密。方东树曾屡称之，如“用意静细缜密”，(18)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34页。“脉缕亲切细密”，(19)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第152页。“至其调度运用，安章琢句，必耽精苦思，自具炉锤”，(20)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第146页。“谢写诗起结顺逆，离合插补，惨淡经营，用法、用意极深”(21)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第135页。等。迄于齐梁，新兴的永明短章在声律、偶对之外，也重视意脉的缜密，皎然《讲古文联句》“何逊清切，所得必新。缘情既密，象物又真”，可谓具眼。

对章法的探讨也是以近体诗学为主的唐人诗格的重要内容之一。《文镜秘府论》“论体”：“凡制于文，先布其位”，“建其首，则思下辞而可承；陈其末，则寻上义不相犯；举其中，则先后须相附依”。(22)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第336页。又“定位”：“理贵于圆备，言资于顺序，使上下符契，先后弥缝。择言者不觉其孤，寻理者不见其隙。”(23)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第341页。此外，如旧题王昌龄《诗格》“十七势”也涉及起句、落句、联句之间，诗意前后的关照等问题，如“下句拂上句势”：“上句说意不快，以下句势拂之，令意通。”(24)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55页。《唐才子传》云：“昌龄工诗，缜密而思清，时称‘诗家夫子王’。”(25)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8页。“缜密”“思清”当就文意之锻炼，意脉之条畅而言。至于杜甫《北征》《秋日夔府咏怀》一类长篇大作尤能体现“缜密”的“脉络不断”、文气贯通和绾合之巧。钟惺赞《北征》云“当于潦倒淋漓、忽正忽反、若整若乱、时断时续处，得其篇法之妙。”(26)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07页。卢世称《秋日夔府》一首：“若断若续，乍离乍合，波澜层叠，竟无丝痕。”(27)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五，第407页。

总言之，“水流花开，清露未晞”即刘勰“外文绮交，内义脉注”之义。同时又与中晚唐五代苦吟诗派以及诗格著作中对篇章、法度的探讨一脉相承。“水”“花”“露”三者浑融一片，正是“缜密”的最高境界——浑成无迹，巧夺天工。就全品而言，其譬喻之精妙、意脉之绵密本身就是“缜密”的最佳注脚。故孙联奎《诗品臆说》云“只言词意相生，略无罅漏”，并以“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28)孙联奎、杨廷芝：《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第31页。解之。郭绍虞亦云：“如水之流，一片浑成，无罅隙之可窥；如花之开，一团生气，无痕迹之可见；如清露未晞，无处非露。凡斯种种，岂非缜密象乎？”(29)郭绍虞：《诗品集解》，第27页。

意脉的缜密之外，“真迹”的实现最终又落在造句、炼字层面。《文心雕龙·章句》曰：“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所谓“语不欲犯”，首先即指向炼字。《文心雕龙·练字》：“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同字相犯”之外，“犯”还指向声病之犯。自沈约、王融、谢朓等人引入“四声”而创“永明体”，“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30)沈约：《宋书》卷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9页。避犯难度大增。其佳者，诚“圆美流畅如弹丸”，其弊则如钟嵘《诗品序》所说的：“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然而，诗法、声律之途既开，精思、锻炼就成为作诗者所必须恪守之“法”与“律”。“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的“苦吟”之风遂起，“诗格”因之以盛。

上承“永明体”“徐庾体”之刻镂声律，唐人近体篇有定句，句有定字，且要辗转腾挪于声律、偶对之中，避犯尤难。也因此，对声病之犯的探讨一直是初唐诗格的最重要命题之一。仅拈二则以为例，如《文笔式》“文病”第一“平头”：“平头诗者，五言诗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同声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声，犯者名为犯平头。”(31)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85页。又崔融《唐朝新定诗格》“文病”第二“不调病”：“不调者，谓五字内除第一、第五字，于三字用上、去、入声相次者。平声非病限。此是巨病，古今才子多不晓。如‘晨风惊叠树，晓月落危峰’，‘月’次‘落’，同入声。如‘雾生极野碧，日下远山红’，‘下’次‘远’，同上声。如‘定惑关门吏，终悲塞上翁’，‘塞’次‘上’，同去声。”(32)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35-136页。

相较七律，五律一体尤精尤难。王昌龄《诗格》：“夫文章之体，五言最难，声势沈浮，读之不美。句多精巧，理合阴阳。包天地而罗万物，笼日月而掩苍生。其中四时调于递代，八节正于轮环。五音五行，和于生灭；六律六吕，通于寒暑。”(33)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71页。皎然《诗式》亦云：“五言之道，惟精惟工。”(34)李壮鹰：《诗式校注》卷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73页。“精”与“工”乃五律之当行本色。盛唐名家五律多能精思入妙，如綦毋潜《题灵隐寺山顶禅院》：“塔影挂清汉，钟声扣白云”，“扣”字极神。至于杜甫五律之琢句炼字堪称老成，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仇兆鳌云：“曰‘潜’曰‘细’，脉脉绵绵，写得造化发生之机，最为密切。”(35)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第799页。

中晚唐苦吟派于五律一体尤重炼字，所谓“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重字也因此成为要极力避免的瑕病。相较盛唐，晚唐五律一体鲜见有重字者。此外，属对更是工密之极。《北梦琐言》卷七：“郑綮《题老僧》诗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门未开。冻瓶黏柱础，宿火焰炉灰。童子病归去，鹿麑寒入来。斋钟知渐近，枝鸟下生台。’常云：‘此诗属对可以称衡，重轻不偏也。’”(36)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49页。体现在诗格中，则为“磨炼”理论。徐夤《雅道机要》“叙明断”云：“吟咏不可恃其敏捷，或有疏脱，被人评哂，则坏平生之名。古来名公，尚不免此，今之诗人，切可为戒。所得之句，古之未有，今之未述，方得垂名。或有用志，须精分剖。一篇才成，字字有力，任是大匠名流，不能移一字一句，至于无疑，方为作者矣。”(37)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448-449页。《二十四诗品》论“缜密”而主张“语不欲犯”显然也是对中晚唐苦吟一派以及诗格“磨炼”理论的一种诗学层面的呼应。故杨廷芝《二十四诗品小序》云：“缜密则宜重宜严。”(38)孙联奎、杨廷芝：《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第85页。

就句、篇而言，“语不欲犯”又指向“意”之重赘。《文心雕龙·镕裁》：“二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肬赘也”，“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齐梁诗意象密丽之余，常有此病。《诗髓脑》谓之“丛聚病”：“上句有‘云’，下句有‘霞’，抑是常。其次句复有‘风’，下句复有‘月’，‘云’‘霞’‘风’‘月’，是为并病也。如刘铄诗云：‘落日下遥林，浮云霭曾阙。玉宇来清风，罗帐迎秋月。’此上句有‘日’，下句有‘云’，次句有‘风’，次句有‘月’‘日’‘云’‘风’‘月’相次四句，是丛聚。……此又悟之者鲜矣。”(39)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21页。因此，“缜密”之“密”，绝非意象之繁密、堆叠。

无独有偶，意之重、赘也是唐人诗格论“犯”的另一个重要内涵。佚名《诗式》“六犯”之二“相滥”：“谓一首诗中，再度用事。一对之内，反复重论。文繁意叠，故名相滥。犯诗曰：‘玉绳耿长汉，金波丽碧空。星光暗云里，月影碎帘中。’”(40)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25页。又其六“犯文赘”云：“凡五言诗，一字文赘，则众巧皆除；片语落嫌，则人竞褒贬。今作者或不经雕匠，未被揣磨，辄述拙成，多致纰缪。虽理义不失，而文不清新。”(41)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26页。崔融《唐朝新定诗格》“文病”其六亦论“相滥病”：“相滥者，谓‘形体’‘涂道’‘沟淖’‘淖泥’‘巷陌’‘树木’‘枝条’‘山河’‘水石’‘冠帽’‘襦衣’，如此之等，名曰相滥。上句用‘山’，下句用‘河’；上句有‘形’，下句安‘体’；上句有‘木’，下句安‘条’。如此参差，乃为善焉。若两字一处，自是犯焉，非关诗处。”(42)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137页。

中晚唐“苦吟”一派于五律一体更是一字不可轻下，尤忌诗意之重、犯。《文苑诗格》“重叠叙事”：“每见为诗，上句说了，下句又说。文不相依带，只伤重叠。今诗云：‘夜久冰轮侧，更深珠露悬。’‘夜久’‘更深’是重也。”又云：“凡为七言诗，须减为五言不得，始是工夫。”(43)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368页。又神彧《诗格》“论诗病”：

夫为诗者，难得全篇造于玄妙。《送人宰蓝田》：“瘦马稀餐粟，羸童不识钱。如君清苦节，到处有人传。”或问此诗病在何处？曰：有上两句了，又言清苦，是重叠也。贾岛《赠蓝田主簿》：“久别丹阳浦，时时梦钓船。”如此断句，方为佳矣。(44)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492页。

杨廷芝《诗品浅解》云“犯，触也，与复相似。缜而有绪则易犯；不欲犯，欲其条理不紊，语意之不相复也，则缜中有意”，(45)郭绍虞：《诗品集解》，第27页。即主要就语“意”层面而言。《皋兰课业本原解》亦云：“此见世人动以词语凑泊为缜密，大非。盖由消息密微，是以语致密栗。故窈渺而不犯，妥帖而不痴。若填缀襞积，犯矣，痴矣。”(46)郭绍虞：《诗品集解》，第27页。

与“语不欲犯”相承，“思不欲痴”也不无对中晚唐以来的“苦吟”风气的呼应。皎然《诗议》：“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甚不然。固须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冥奥之思。……但贵成章以后，有其易貌，若不思而得也。”(47)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208页。因此，“思不欲痴”并非完全不重苦思。相反，精思、苦思是达致“缜密”的最重要一途。盛唐王维、孟浩然诸家五律的自然浑成也自苦吟、精思中来。许印芳云：“唐人中王孟韦柳四家，诗格相近，其诗皆从苦吟而得。人但见其澄淡精致，而不知其几经淘洗而后得澄淡，几经熔练而后得精致。”(48)郭绍虞：《诗品集解》，第49页。当晚唐五代苦吟风靡之际，司空图本人亦“性苦吟”。(49)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笺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26页。其论诗一方面重精思，《题柳柳州集后》：“味其深捜之致，亦深远矣。俾其穷而克寿，玩精极思，则固非琐琐者轻可拟议其优劣。”相较天才之超诣与不可力求，“缜密”无疑是近体尤其是五、七言律达致“工稳”的最具操作性的路径。晚唐五代苦吟诗风背景之下，“缜密”之论在唐人近体诗学中的独特意义也可见一斑。

晚唐五代苦吟一派以及诗格中的精思、“磨炼”理论也为宋、元以来的诗论家所承，如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五“诗有十贵”：“五贵乎缜密”。(50)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五，四库全书本。乃至主张“性灵”如袁枚，亦重缜密与精思。《随园诗话》卷七：“余见史称孟浩然苦吟，眉毫尽脱，王维构思，走入醋瓮，可谓难矣。今读其诗，从容和雅，如天衣之无缝。深入浅出，方臻此境。唐人有句云：‘苦吟僧入定，得句将成功。’”(51)袁枚：《随园诗话》卷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44页。其所引之句，则恰可见与晚唐五代苦吟派之渊源。及至《续诗品注·精思》曰“疾行善步，两不能全”，“文不加点，兴到之语”，“惟思之精，屈曲超迈”，(52)郭绍虞：《诗品集解》，第146页。则正可为《二十四诗品》“缜密”作一注解。此外，《箴作诗者》“倚马休夸速藻佳，相如终竟压邹枚。物须见少方为贵，诗到能迟转是才”，旨趣亦大抵相同。

总言之，“语不欲犯”大抵包含炼字精工和意脉缜密两方面，而声、字、意等诸多层面的避犯、忌重也是初唐以来诗格的重要命题。言“缜密”而主“语不欲犯”，而重精思，既是晚唐五代诗格之“格”“法”内涵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对“苦吟”诗风及诗学的一种现实回应。

三 、“缜密”与自然

另一方面，“语不欲犯”和精思过度又容易导致神疲气乏。神疲气乏，则文辞易失于支离、呆滞。就体裁而言，相较古体，近体更容易伤于雕镂刻琢而至气弱格卑。因此，“思不欲痴”即要避免“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文心雕龙·养气》)。中唐已还，苦吟诗风的日渐风靡，这种“痴”“滞”之病在晚唐五代的近体尤其是五律创作中愈发凸显，且体现为气孱蹇涩之弊。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贾浪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矧其下者哉”，即深中贾岛一派之深弊。故其为诗，于“性苦吟”之外，又能“举笔缘兴，几千万篇”(1)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笺注》卷八，第526页。也不无对“苦吟”“精思”“冥搜”之弊的针砭和反驳。孙联奎《诗品臆说》所谓“词复意滞，岂为缜密。”是以，“缜密”之后，又进之以“疏野”品，杨振纲《诗品解》曰：“然或单知缜密，字字称量，又恐过于拘束，无一点真率意，则生气竭矣。”(2)郭绍虞：《诗品集解》，第28页。如此方能气机不滞，综观《二十四诗品》之结构始于“雄浑”，而终于“流动”，其间如“疏野”“豪放”“飘逸”“精神”“自然”诸品也不无有“气”充盈其中。许印芳《二十四诗品跋》云：“意要委屈，法要缜密，而总归于气机流动，出语自然。”(3)郭绍虞：《诗品集解》，第73页。

概言之，“缜密”有法的同时，又要能不拘泥于成法。《文心雕龙·练字》：“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观盛唐五、七言律往往不避重字，如储光羲《汉阳即事》：“楚国千里远，孰知方寸违。春游欢有客，夕寝赋无衣。江水带冰绿，桃花随雨飞。九歌有深意，捐佩乃言归。”其中，“有”字重用，且“里”字、“深”字拗。又王维《出塞》：“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王夫之评曰：“自然缜密之作，含意无尽。……不可以两押‘马’字病之。”(4)王夫之：《唐诗评选》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页。杜甫之于律体最重“法”“律”，同时也最能跳出法度之外。(5)钱志熙：《杜甫诗法探微》，《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申涵光曾云：“读杜诸律，可悟不整为整之妙。”(6)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九，第761页。王世贞赞其《南邻》曰：“篇法之妙，不见句法者。句法之妙，有不见字法者。此是法极无迹，人犹能之。至境与天会，未易求也。”(7)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第11页。

如此，方能达到“犹春于绿，明月雪时”的清新、自然、浑成之境。“犹春于绿”，乃是对作为“真迹”之外现的诗歌“意象”似成于刹那，且又毫不着力之妙喻。此即《自然》一品所说的“俱道适往，著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这也是造化堪奇的绝妙体现。观司空图《力疾山下吴村看杏花》“造化无端欲自神，裁红剪翠为新春”二句也可与此相参。就“意象”的语源而言，则又化用自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登池上楼》)。此句历来被视为最能体现大谢清新、自然的警策之句。钟嵘《诗品》引《谢氏家录》云：

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8)陈延杰：《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46页。

历来引用此条材料多着眼于充满神秘色彩的“神助”，却忽视了“思诗竟日不就”所蕴含的苦思。实则合两者而言，方是大谢诗的奥义所在。方东树曾云：“观康乐诗，纯是功力。……自命意顾题，布局选字，下语如香象渡河，直沉水底。……称停材木，分毫不得偏畸。及其成功，如偃师之为像人，人巧夺天工。”(9)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第134页。《金针诗格》“诗有三般句”：“命题属意，如有神助，归于自然。”(10)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357页。且以大谢“池塘生春草”为典范。“池塘生春草”也是苦吟派所追求的化境：“谢家园里成吟久，只欠池塘一句诗”(吴融《莺》)，“不独满池塘，梦中佳句香”(曹松《春草》)，“金声乃是古诗流，况有池塘春草俦”(黄滔《经慈州感谢郎中》)，“风骚妙欲凌春草”(齐己《寄武陵贯微上人二首》其二)。

至于“明月照雪”，也是对“缜密”之浑融无迹、妙合无垠之譬喻。同时，又暗含“自然”之旨。就“意象”而言，似又出于谢灵运《岁暮》“明月照积雪”，而后者正是钟嵘眼中的“自然英旨”。《诗品序》云：“‘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这也再次可证“缜密”绝非“拘挛补衲”之“繁密”，而是大谢式的“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辞采，而风流自然。”(11)李壮鹰：《诗式校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8页。

可以说，“自然”之旨贯穿于《二十四诗品》之中，如“超诣”“实境”“绮丽”诸品皆无往不归于自然。“自然”一品所谓“俯拾即是，不取诸邻”“真予不夺，强得易贫”“薄言情晤，悠悠天钧”等，正可视为对刘勰“自然会妙”的精妙阐喻。此外，如《与李生论诗书》：“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事，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中“以全美为工”之“全美”即“自然”。无独有偶，“缜密”一品所蕴含的“自然”诗学思想与晚唐五代苦吟派的“趣极同无迹，精思合自然”(齐己《谢虚中寄新诗》)的诗学思想恰相呼应。又齐己《喜彬上人见访》：“携来律韵清何甚，趣入幽微旨不疏。莫惜天机细捶琢，他时终可拟芙蕖。”“细捶琢”即精思，“芙蕖”暗寓大谢诗如“芙蕖”清新、自然之典，且以之相勉。概言之，介由法、式层面的锻炼、琢磨，最终达到对“法”的超越。这种辩证诗学思维也贯穿《二十四诗品》始终。

综上所述，《二十四诗品》“缜密”一品除了风格内涵之外，还涉及构思、炼字、炼句、炼意等“诗法”层面的内涵。此一命题源自《文心雕龙》《神思》《练字》《章句》《镕裁》诸篇，同时也是对初唐以来诗格著作对诗“法”诸多探讨的一脉相承，且有集成性质。就现实层面而言，既有对中晚唐苦吟之风以及诗格“磨炼”理论的呼应，同时也有针砭之意。“缜密”的要义是有法而又不拘泥于格法，并由精思、磨炼达到清新、自然之境。苦吟派之推崇大谢且以“池塘生春草”为化境的更深层原因也在此。“缜密”因此成为唐人近体诗学的重要内涵，同时也是五、七言律诗的基本艺术追求和体制特征，进而为宋元以来的诗论家所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