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钢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北京 100720）

2020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2021年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延续着我国刑法立法扩张的态势。面对刑法立法的扩张，当前刑法理论的回应已日益分化，甚至走向完全对立。自批评者呼吁“我国应该停止犯罪化的刑事立法”开始，已有学者纷纷发出刑法过度工具化、过度刑法化、过度犯罪化的警示和担忧，近年来的刑法立法扩张也在不同程度被贴上象征性立法、情绪性立法、激进式立法等颇具否定性意味的标签。①如刘艳红：《我国应该停止犯罪化的刑事立法》，《法学》2011 年第11 期，第111-115 页；何荣功：《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批判》，《中外法学》2015年第2期，第523-547页；魏昌东：《新刑法工具主义批判与矫正》，《法学》2016年第2 期，第85-91 页；刘宪权：《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法学评论》2016 年第1 期，第86-97 页；刘艳红：《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二十年来中国刑事立法总评》，《政治与法律》2017 年第3 期，第35-49页。部分学者则认为，刑法立法扩张是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实践；②参见周光权：《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第131-146页；周光权：《论通过增设轻罪实现妥当的处罚——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再阐释》，《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第41页。并明确支持以积极刑法立法观推动犯罪化:为“使刑法满足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事实的需要”，我们确实有必要“通过积极的刑事立法扩大刑法处罚范围”。③参见张明楷：《增设新罪的观念——对积极刑法观的支持》，《现代法学》2020年第4期，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