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道平 李克龙 杜 斌

（1. 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2.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我国正在加快推进科技强国建设，2021-2035年，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关键15年，科技创新必将迎来新一轮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科技伦理问题也会变得更加复杂严峻。科学技术与社会伦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存在固有矛盾，科技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更是人们必须面对解决的现实问题。从1996年基因克隆多莉羊成功，到2018年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关于生命科学伦理建设等问题被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热点高度。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559实现科技与伦理互动、科学与人文交融，是国家现代化社会形态的应然诉求和时代意蕴。

现代生物技术在国民经济、人口健康、粮食安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前沿性生物技术和生物技术产业实力业已成为决定国家创新能力和影响国际博弈格局的重要因素。随着生物技术与材料、信息、制造、能源等先进技术深刻融合，在传统生物技术基础上衍生出脑机接口、生物存储和生物计算、合成生物学等一系列新兴技术领域[2]。尤其是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的背景下，国家已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正加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未来生物技术是关乎国家战略的“硬科技”，在给人们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挑战到人们的基本道德和伦理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