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环捷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晚清铁路技术的引进与起步是近代中国科技转型的重要一环，其中自强运动（洋务运动）时期是绕不开的重要阶段。铁路实体的萌芽如吴淞铁路、唐胥铁路等均建于此时，有关铁路的公共议题亦得以形成，进入官方视野和政策层面。此后的近代史中，“举凡我国社会的转变，思想的醒觉，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演进，国运的隆替，在在于铁路问题有关”[1]1。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视角来看，作为“洋务”组成部分的铁路，开始显现出与经济、政治、思想等领域的相互作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突出。以往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数众多，所选取视角多元，如资本主义的侵入[2]25-65、重要人物的主导[3]3、铁路政策的调整[4]、铁路外债的变化等等[5]12-26。它们的时间范围多以1894年为下限，上限则各异，有的甚至从1876年吴淞铁路开通算起[6]37，因而既未完全覆盖自强运动时期，亦非专论自强运动与铁路。在前人研究的坚实基础之上，考察贯穿于自强运动始终的铁路问题，具体应落脚于探究此时铁路认知与政策经历何种转变。尤其需追问的是，铁路何以与“洋务”挂钩？铁路与“自强”的相互定位如何演变？同时，借鉴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路径[7]，透过铁路技术对科技整体进行宏观层面的检视，为剖析自强运动与近代中国科技转型的关系提供个案。

一、“一体防范”：作为“自强”对立面的铁路（1861-1874年）

（一）官方性与全国性“一体防范”的形成

对铁路的“一体防范”大致处于“外国试图说服中国允许引进铁路”时期（1863-1878年）[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