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高杰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089)

河南百泉乡村师范学校的前身是1929年成立的河南民众师范院。1931年初，应乡村教育之需，更名为河南百泉乡村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百泉乡师”)，校址亦由开封迁往辉县百泉[1]1。作为当时河南省内唯一的乡村教育机关，百泉乡师负有改造乡村、教育救国之责任。20世纪30年代中叶，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该校生活指导部主任李瑞安先生提出“军农中心主义的乡师教育”(以下简称“军农乡教”)，作为挽救时局的方策。“军农乡教”的提出，不仅为乡村师范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人才培养模式，而且为内忧外患笼罩下的中国开出了一剂“救治之方”。遗憾的是，在目前为数不多的有关百泉乡师的研究成果中(1)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吕霞飞《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初探》(《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年第11期)、李安平《1936年河南辉县乡村建设实验区评介》(《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班红娟《国家意识与地域文化：文化变迁中的河南乡土教材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丛小平《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均未提及这一教育主张。有鉴于此，本文拟以百泉乡师的官方刊物——《乡村改造》为主要参考资料，在钩沉“军农乡教”的产生背景、思想内容、实施概况等基本面向的基础上，试析该教育主张蕴含的时代意涵。

一、内忧外患：“军农乡教”提出的时代背景

李瑞安(1902—1984年)，名道祥，河南沈丘人。1924年免试进入河南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文科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