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华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00)

0 引 言

民主政治、 公民政治参与已成为世界政治文明推进的必然要求，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1]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2]54公权力脱缰不受制约，可能演变成侵害公共利益的“利维坦”。因此，约束公权力，实现公权力法治化，必须为其套上“问责”的枷锁。网络问责则是防范公权力任性的利器，不仅拓宽公民社会参与行政问责的渠道，并掀起一波又一波具有威慑力和影响力的问责风暴。网络建构的体制外问责对政府官员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但是网络空间的流言、 传言、 谣言凸显网络问责的权利滥用、 主体责任缺失等诸多问题，导致迫害性问责、 无序问责、 偏激问责。与权利的滥用带来的后果相比，公权力滥用后果更加严重。那些获得权力的人几乎总是设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并采取各种手段维护自己的地位，使自己摆脱大众的控制。[3]98权力的滥用将大大损害政府的公信力。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意识到了公共权力执掌者自利性的存在。他认为：“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 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于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4]275人性缺陷和权力的强制性，凸显体制外网络问责的价值。

1 权力场域下的网络问责：范式转换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网络问责，可以溯源于2003年的“非典”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