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宁, 王 前, 易显飞

(1.长沙理工大学 哲学系, 湖南 长沙 410114； 2.大连理工大学 哲学系, 辽宁 大连 116024)

随着以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信息技术、认知技术为代表的前沿技术不断地发展与融合，新兴人类增强技术(HET)应运而生。HET将“人”本身作为对象，在追求实现人自身增强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多“人文问题”。首先，新兴人类增强技术模糊了人与技术的界限，人类长久以来作为唯一实践主体的地位似乎出现动摇，人的行为和情感在HET的作用下与人的主体性产生裂隙，技术对人自身的传统价值产生威胁。其次，HET引发了人们对于新兴技术的安全性问题，以及人可能产生的“技术依赖”“技术操控”等强烈的人文担忧。最后，HET也引发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部分伦理问题[1]。面对这些问题，西方传统人文主义在工具理性与资本逻辑等因素的影响下，对高新技术的批判主要停留在对个体“自由”“平等”等的关注，反对技术理性直接干预人的生活，希望寻求一种人类驾驭技术理性的方案，而忽视了高新技术可能带来的整体的、长远的、隐性的影响[2]。与西方人文主义不同，中国传统人文主义从一开始就蕴藏在“天人关系”的讨论之中，注重“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不同于西方“问题-答案”的研究模式，中国传统人文主义重视现实生活，在具体生活中提出并实践其价值理想，而非追求一元的或最优的答案[3]。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人性、道德、秩序等因素的作用，重视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追求人在现实生活中内心的平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