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慕晗， 张世胜

(西安外国语大学 德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0 引 言

作为布莱希特的代表作之一， 《四川好人》在国内的研究虽已深入， 但大多集中在陌生化理论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方面。 事实上， 通过与《圣经》互文， 布莱希特在剧中对18世纪的宗教进行间离， 把当时的宗教加以陌生化， 揭示出其全部怪异之处， 体现的正是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和反宗教理念。

布莱希特对《圣经》自幼就非常熟悉。 布莱希特的父亲是天主教徒， 母亲则是新教徒， 在布莱希特受洗时， 父母就决定让他学习新教教义。 除了在家耳濡目染， 布莱希特在幼儿园、 教会学校以及中学期间也一直选修神学课程。 这为他日后很多作品都包含圣经元素奠定了基础。 尽管如此， 布莱希特并非将《圣经》看做上帝的指示。 他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看到了道德标准与真实行为之间的矛盾。 “他在作品中通过《圣经》中的引文和典故， 以全新的方式寻求对基督教的批判性考察。”[1]18对于布莱希特来说， 宗教不是基于信仰和人类榜样， 而是基于政治和权力主张， 这与其他商业政策、 强权政治或国家政策的选择没有任何不同。

随着第一部抨击资产道德虚伪的短剧《巴尔》发表， 布莱希特在20年代魏玛共和国时期逐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这让他从根本上质疑基督教的根源。 他认为宗教就像马克思主义者对宗教的批评一样：“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是无情世界的感情， 是人民的鸦片。”[2]2他将希望寄托在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里， 他之后陆续发表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带有左派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