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科 安桂颍

正如蔡镇楚教授所言，朝鲜诗学的建构是在中国诗话的影响下，立足于本民族审美心理和诗歌的创作实践的，其在诞生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1)蔡镇楚、龙宿莽：《比较诗话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267页。朝鲜诗学对江西诗派的接受及反对也是如此。自苏黄传入朝鲜以后，模拟苏黄之风便成为朝鲜高丽时期诗坛上不可抹去的痕迹。黄庭坚提倡的“夺胎换骨”和“点铁成金”成为高丽时期诸多诗人的金科玉律。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许多士子采用“点鬼簿”(李仁老语)的方式，将古人的诗意或词句加以变动即成诗，这也成为了学子们求取功名的阶梯，诗歌的本质早就被抛诸脑后。如李仁老在《破闲集》中所言：“仁王卜得中兴大华之势，于西都新开龙堰阁。凤辇西巡，置群臣宴，命学士李之氐作口号，其略云：‘帝出震以乘乾，虽曰应时之数；王在镐而饮酒，固当与众不同。’又云：‘室家相庆，徯我后，其来苏；管钥初闻，曰吾王能鼓乐。’又云：‘遊豫为诸侯度，既符夏谚之称；饮食尽忠臣心，允协周人之咏。’对偶精切，固无斧凿之痕。文烈公见之叹曰：‘非近代词臣骈四债俪六以组织为工者所比也。’”(2)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7页。在此，李仁老指出，黄庭坚的诗学主张需要辅以深厚的学问才能达到“了无斧凿之痕”的艺术效果，即使如李奎报那样的大才也未必能完全创出新意，更何况那些资质平平的诗人呢。……